文學不是天堂的入場券 | 對話韓少功

“如果要求文學對人心百病包治，我覺得這有點為難我們。哲學能做到嗎？史學、法學、經濟學能做到嗎？都不能。所有人文社會學科的綜合效應，充其量是我們能夠一次次阻止人間變得更壞，但沒法手到病除，小說和詩更不是天堂的入場券”

圖/本刊記者 大食

關于翻譯：買爆了的“禁書”

人物周刊：當時怎么會去翻譯米蘭·昆德拉的作品？

韓少功：都是很偶然的機緣。最開始我在讀本科的時候，公共外語是很糟糕的，那時候我已經當爸爸了，家務事不少，自己又喜歡創作，耽誤很多時間，有些副課就沒往心上去。英語當時是副課，成績很一般，只是過關而已。大學畢業以后，我覺得創作也不一定是一輩子的飯碗，寫不出來怎么辦？說不定還得改行干別的，去當老師、當編輯，有一門外語，就會有一個工作上的方便。所以我又回頭去我母校的外語系旁聽。因為偶然的機緣，把我派到武漢大學進修，本來有一個對外文化交流的項目，后來沒去成，但因此補了補英語。

當時美國邀請我去訪問，路過北京，美國大使夫人請我吃飯，她是一個華裔，也是作家，她就把《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推薦給我。當時那本書在東歐還是禁書，捷克也不例外，只是法文版、英文版已經出版了。后來我在美國的時候，沒事干，就讀這本書。

人物周刊：當時讀出好來了嗎？

韓少功：對比中國的“傷痕文學”，昆德拉有過人之處?！皞畚膶W”還是流于簡單了，太政治化，太臉譜化了，都是好人/壞人那種簡單套路。放在那個時候是可以理解的。昆德拉要高明一些，他在政治上能夠生長出一些哲學思考，他對東歐的極權政治有批判，對西方的政體政客也嘲諷，有超越冷戰政治的一面。我想讓我的中國同行至少有所借鑒。但你知道，當時昆德拉名氣太小，中國沒人知道他，好幾個出版社都退稿了。后來找到作家出版社，他們頗費了點功夫，最后把它定為內部出版物，所以當時的書角上有“內部出版”四個字。

當時每個新華書店都有一個特別的部門、一個角落，或者是一個展區，專賣內部出版物，很多蘇聯的書、西方讀物，“文革”中的黃皮書、灰皮書，也曾經在那里賣。照理說昆德拉這本書也應該放在那里賣，但實際上中國已經開始改革開放，下面的風氣也松動了，一看這本書賣得好，就拿出來賣。當時賣到了瘋狂的地步，號稱北京很多大學生人手一冊，后來足足加印了二十多次。

人物周刊：昆德拉當時在中國的名氣并不大，這個自發的閱讀熱潮是怎么形成的？

韓少功：他剛好跟我們有一個共振的點，因為中國在改革，他們也在改革。雖然書中批評的是蘇聯，但其中的內容給我們很多啟發。這本書當時沒有任何宣傳，就靠著讀者的口耳相傳。書中關于性的內容肯定也是一個刺激的點，雖然它并不怎么黃色，沒有黃色描寫，但是主人公在性方面算是另類吧，自稱是一個“集郵愛好者”。

人物周刊：王小波經常在他的小說里引用托馬斯的名言：take off your cloth. 當年肯定也是這本書的忠實粉絲。

韓少功：托馬斯說，“集郵愛好者”是一種美學態度，他認為這與他對妻子的忠貞毫無矛盾。這種觀念對當時的中國人沖擊肯定很大，那些荷爾蒙旺盛的青年人沒準兒也是沖著這個來買書的。90年代以后，好萊塢把這本書拍成電影《布拉格之戀》，刪掉了原作中超越冷戰政治的那部分內容，大概是昆德拉本人的某種妥協。這部電影在內地沒有公映，但很多人還是能通過影碟看到，在青年中間大概又形成了再一次的推銷。

人物周刊：90年代市面上還是你翻譯的版本嗎？

韓少功：有盜版。正版書后來換成了許均先生翻譯的，是從法語轉譯的。至今還沒有捷語版的直接翻譯。昆德拉曾經不太高興，給我寫過信，問我版稅這件事。當時因為中國還沒有加入國際版權公約，對昆德拉來說，他是一個暢銷書作家，損失太大了。當然出版社領導表態，說是歡迎昆德拉先生到中國來，我們全程接待，他愛怎么玩怎么玩，愛住多久住多久，我們只能用這種方式來補償他在版稅上的損失，當時我們也沒有外匯，也無法給他付錢。但是昆德拉還是不理解。我向他解釋，當時我的一些書在法國、意大利出版，也碰到對方不給錢的事。這就是當時的國情。中國加入國際版權公約之后，昆德拉才正式同中國的出版社簽約。

人物周刊：翻譯昆德拉的時候，語言上感覺到難度嗎？

韓少功：還好。昆德拉其實是一個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