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企業社會責任運動中的“權力博弈”

企業社會責任是權力博弈的產物。但反過來，它也可以成為壯大影響力的手段。在全球化進程中，國家與社會、國家與資本、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權力博弈”深刻影響著全球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形成與實踐開展。

近日，以環保為主題的紀錄片《Welcome to Sodom》（《歡迎來到罪惡之地》）在一年一度的英國“綠色電影節”上映。

長達九十分鐘的影片呈現了加納Agbogbloshie地區的狀況：整個城鎮就是一個無邊無際的巨型垃圾場，灰黑、泥濘的土地上散落著破舊、骯臟的電腦機殼、電器部件、纏成團的電線等，與濃煙蔽日的天空渾然連成一體。大約6000名成年男子、兒童、婦女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廢棄物填埋場，靠處理每年非法運輸到這里的25萬噸舊電腦、智能手機、空調機等的微薄收入維生，任憑有毒物質傷害健康與生命……

現實之困

伴隨著電子行業的快速發展，電子廢棄物的處理成為全球關注的重點議題之一。很多國家頒布了關于電子廢棄物管理的法律法規，如中國不僅有《電器電子產品有害物質限制使用管理辦法》（2016年頒布）等相關法規，還將綠色制造、循環經濟等目標提升至了國家戰略層面；生產商方面，生產電腦、手機、家用電器等電子產品的跨國公司均將電子產品回收和電子廢棄物管理作為重要的社會責任議題。在觀影后的討論環節，來自加納的環保運動領袖介紹，許多跨國公司也提供了大筆資金發起各類項目試圖改變Agbogbloshie地區的狀況。

然而現實情況卻很不樂觀。根據聯合國國際電信聯盟、聯合國大學和國際固體廢棄物協會發布的監測報告，2017年全球電子垃圾只有五分之一獲得了回收。雖然《巴塞爾公約》明確禁止從發達國家向欠發達國家運輸有毒廢棄物，但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發布的電子廢棄物傾卸圖，大量電子垃圾從美國、歐盟、澳大利亞等國家運輸到了中國、印度、墨西哥以及尼日利亞等發展中國家。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統計，來自發達國家的電子廢棄物，有80%被運送到了發展中國家，由幾十萬非正式工人進行處理。

權力博弈

電子廢棄物處置問題的復雜性，折射出全球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發展過程中的三組重要關系，分別是國家與社會、國家與資本、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系。梳理這三組關系，不僅可以解釋作為企業社會責任議題之一的電子廢棄物處置困難所在，而且也有助于理解企業社會責任發展在不同背景國家的特征，特別是國家這一角色在企業社會責任發展中起到的不容忽視的作用。

首先，國家與社會之間關系的不同，造成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內部企業社會責任驅動力量的差異。歐美在18世紀正式形成現代民主國家以前，已經出現了市場經濟，并發展出了市民社會，因此國家作為一系列政治制度安排，是在相對完善的社會基礎上建立的。并且，隨著民主制度的發展逐步實現了資產階級、工人階級，以及社會大眾之間的權力分享。這種建立在自由市場體系、社會契約等基礎之上的國家與社會關系，不可避免地賦予了國家各方利益協調者角色，而非是對經濟發展和社會建設的主導者。這就不難理解誕生于西方民主國家背景下的企業社會責任，主要來自于強大的社會力量的推動；更重要的是，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以自發自愿為基礎，而非以帶有強制色彩的行政指令為驅動力。

而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比如加納，擺脫西方殖民統治取得國家獨立也才不過半個多世紀；中國從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主權國家也不過才七十年，通過融入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經濟體系實現經濟的有力增長從而解決溫飽也不過發生在最近四十年內。在這樣的現實面前，人民希望借助強大的國家力量從而實現富足、穩定，這是合乎情理的事情。由國家主導建立、發展市場經濟，并以漸進而非激進的方式逐步改革社會領域，也符合人民的期望。因此，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的發展呈現出明顯的國家主導、自上而下的特征。

在《Welcome to Sodom》觀影后的討論環節中可以看到，加納目前所存在的有法不依、腐敗、非法商業行為及居民相對落后的意識、知識、技能等，都加劇了Agbogbloshie地區面臨的困難。在加納企業社會責任破局中，缺少強有力的資源整合者和推動者。試想如果加納具備了足夠強大的立法體系、執法力度、經濟發展資源、就業機會，并且有足夠的能力對外國垃圾說不，是不是也可以相對減少以犧牲健康甚至生命為代價的電子廢棄物處理業務？

其次，國家與資本的關系導致對跨國企業約束的缺失。在全球化進程中，資本（特別是跨國企業）實現了強勁的增長。伴隨利潤增長的還有它們的權力?？鐕髽I的權力有正面的影響，比如很多跨國企業積極與國際組織、政府間組織等合作，推動全球的環境治理等問題的解決。但同樣應該認識到的是，企業可以“跨國”發展，但是卻沒有一個“跨國政府”來規制它們的行為。紀錄片《Welcome to Sodom》提出了一個問題：生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資本的利益最大化信條，不斷激發無窮無盡的產品換代、購買行為、淘汰更新，從而不可避免地產生更多垃圾。沒有力量阻止這樣的循環。此外，為了吸引外國投資，很多發展中國家不得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這樣的國家與資本關系下，如果單靠自愿、自律原則，跨國企業的社會責任究竟可以有多少作為和效果？

第三，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關系導致全球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無力”。如同電子廢棄物回收難題，全球化中的很多重大社會、環境問題很難依靠企業社會責任這一手段根治。當然也不應以企業社會責任的名義都推給企業。全球電子廢棄物傾卸路線，與全球供應鏈的生產外包路線何其一致：這些電子產品在發達國家完成研發、設計后，交由發展中國家生產然后運回發達國家，消費結束后又運回發展中國家處理、填埋。這背后體現出的是國際發展的不均衡。這種不均衡也同樣體現在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發展以及實踐層面：西方國家開發、主導社會責任標準體系，由跨國公司帶入發展中國家，試圖用來提升其社會與環境表現。企業社會責任的積極作用當然不可否認，但是當這一“舶來品”與本土對接時，需要面對諸多復雜情況，克服種種瓶頸。

破局之路

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國家的中心角色在上述三組關系的博弈中不言自明。國內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在國家的領導、帶動下實現有序發展；而在與來自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的互動中，強有力的國家權力是有效利用外國資本實現本國發展的保證。

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也是一樣，需要重視國家由上而下的推動力量。比如在中國，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政府不僅頒布了一系列與推進社會責任相關的法規、政策、標準、意見，并且在政府重要議事日程中也可以找到與企業社會責任密切相關的議題，如環保、扶貧等。因此，在中國，企業要通過履行社會責任從而實現自身與社會的雙贏，一定少不了對國家政策的積極響應與配合。

另一方面，對中國而言，發展本土的企業社會責任理論并鼓勵中國企業在海外發展中承擔社會責任，從而將中國的企業社會責任體系推向其它國家，則不失為塑造中國負責任大國形象，增強中國國際影響力的有效手段。因為不同于其它工具，企業社會責任的最終目標是造福地球與人類，實現人類的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