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年系列之三】還要多少年才能抵達河對岸

改革三十年，轉軌經濟學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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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岸已知
河是要過的，怎么過不知道，于是要摸石頭。要不要說清楚這個河是什么，不一定。為了某種原因不一定說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要到一個彼岸去。
如果說，過去的一些說法都是過渡性的，那么，30年之后的今天至少要明確，我們就是要向市場經濟轉軌，我們要建立市場經濟基本的制度規則。

一般制度由哪些構成？ 一般說法是一個激勵機制，一個約束機制，然后一套規則。制度是什么？它是一套約束人們行為、調節人們利益關系的一套行為方式的規則。有什么制度？正式的制度，有文字、需要強制執行的制度，還有非正式的，通過文化等等體現出來的行為方式、行為約束等等。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蘇聯東歐改革，出現了歷史上沒有過的現象：人們是要從一個已經存在的計劃經濟向另一個已經存在了的制度——市場經濟變遷。這時的制度變革是一個目標已知的變革——市場經濟對人們來說是已知的。由此產生了轉軌經濟學。

當時的蘇聯東歐很明確，就是300天、500天我要回到歐洲去 （現在東歐用的詞也是要回到歐洲去），就是要把自己的制度變成歐洲、美國的市場經濟制度。歐美的經濟顧問們都到蘇聯東歐去給他們出了各種方案，300天、500天轉軌，目標非常明確，這兒一個軌，那兒一個軌，你轉過去。

起初，中國知道不知道改革的目標呢？一般的說法是，中國不知道。如果中國不知道這個目標，那么中國的問題就不是一個轉軌問題，而是制度變遷問題。

仔細想想，我們知道不知道。改革初期，經濟學界、政策界花了大量的工夫研究體制改革目標的問題，研究到最后，都是做了很大的妥協。從官方文件看，最早的轉軌目標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中提出，當時的正式提法是向“計劃經濟與商品要素相結合”，大概這么一個目標轉軌。但把這三十年的全過程仔細想一想，哪一步改革，包括領導人，包括學者，不是要把香港是怎么搞的、新加坡怎么搞的、美國歐洲怎么搞的拿來借鑒？然后，你一定不可能一步實現這個東西，你就做很多妥協、很多變動。但是你每一步都在參照，下一步又出了問題了（轉軌的過程如果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它會出現很多中間形式，中間形式每一步往前走都會遇到新的問題），每遇到新的問題又是把別人的東西拿來參照。

每一次學者研究的時候，領導人前三個問題里面其中一個問題一定是：別人怎么搞的？市場經濟國家怎么搞的？國際規則是什么？你一下子實現不了，就說明你不可能一下子完成轉軌，但是轉軌的每一步它的目標其實是有意識無意識的存在。你的參照系是存在的，是已知的。你的信息可能不一定完全，但你多少是知道一些的。

然后再想想經典的語錄“摸著石頭過河”。河是要過的，怎么過不知道，于是要摸石頭，但過河這件事是明確的。要不要說清楚這個河是什么，不一定。為了某種原因不一定說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要到一個彼岸去。我知道我的體制不行，我看到世界上另一種體制的效率比我好，我要向它學，要向那個彼岸過去，這一點其實是知道的。摸著石頭過河這句話，過河實際上已經是說明了目標是已知的，只是路徑不知道。

如果說，過去的一些說法都是過渡性的，那么，30年之后的今天至少要明確，我們就是要向市場經濟轉軌，我們要建立市場經濟基本的制度規則。

我們可以有我們的中國特色，有過去的文化、歷史，有中國特殊的關于制度的一些文化、概念，我們在歷史長河當中會保留下來，但是這些都不影響市場經濟所需要的基本制度（產權關系、法制、政治上的制衡和利益集團的參與）。形式可以是多樣的，但是基本的制度要素必須要有——既然要轉軌，就要真正在一些基本的制度問題上實現這個轉軌。

在既得利益的約束下改革
新人新辦法，老人老辦法，這就是中國經驗。改革最重要是增量，只要開始增量，開始出現新體制，一定會逐步代替舊體制，最重要不是怎么改舊的東西，而是趕緊發展新體制。
補償確實能夠消除一部分利益沖突，會減少一部分利益的阻力，但有一些利益沖突是無法通過補償來消除的。激進改革和漸進改革不是時間快慢問題，而是對待既得利益的不同方法。就建立新體制而言，激進改革不一定就快。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當中，中間的任何一種制度形式都是不協調、不穩定的，你會發現人人對它都不滿意。只要新的利益集團不構成大多數，制度的進一步改革在政治上就一定是必然的。

明確了這三十年是一個轉軌過程，假定知道起點、知道轉向何處，需要研究的就是過程了?？梢园l現，轉軌通常遇到兩類問題，第一類是不愿意改，或者改不動；第二類是不會改，一改就亂了，不知道怎么改。用經濟學語言說，轉軌過程，實際是在舊體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的約束和信息不完全的約束下向著一個已知的制度變遷的過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我們受兩方面條件約束。一方面是舊體制的約束，舊體制怎么約束呢？通過舊體制形成的各種既得利益集團形成阻力。第二方面，每走一步都把別人的東西拿來看看，各種制度之間的關系，人們知識不足，必然產生一些混亂，這就是信息不完全的約束。

現在，通常說“解放思想”——既定意識形態阻礙了改革，要改革就要解放思想，這是大家三十年來一直說的話。

意識形態在制度經濟學里是一個相對獨立、但對制度有決定影響的因素。諾斯等人分析，意識形態可以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它可以使人們計算自己利益時更加無私，為新的制度而奮斗。為新的制度奮斗的革命者、創新者，更少考慮自己物質的利益，他想得更多的是原則、正義、道德，是社會的公正——因為制度是公共品，它不是私人消費，它是全社會的人都要消費的。

但是中國不是一個意識形態很強的國家，中國從來不是一個宗教國家，從來沒有過宗教統治，從來沒有因為宗教而發起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