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寫小說才是我的本職

朱天文，臺灣作家，曾師從胡蘭成學習中國文化，與侯孝賢合作多部電影

28年后的一個夏日黃昏，夕陽下的維多利亞港波光點點，朱天文平靜而清晰地回憶起東京成田機場的那一襲長袍。

“那是1980年，第二次去日本游學后回臺灣，當時胡蘭成老師送我們到成田機場，他站在電梯的頂端看著我們下去，就在我們出關的時候，轉回頭去看，他穿著長袍，感覺長袍在風里飄動。這是最后看到的他的身影。”

就在離別前，雙方還拉手指勾約定，“讓我們回去好好寫東西，然后他也答應把《民國記》寫完。當時他正要開始寫一本有關民國歷史的書。”

第二年7月的一個大熱天中午，胡蘭成出去寄信，“幸好不是寄給我們，然后回去就沖冷水澡，一下就出事了，心臟麻痹，很快就去世了。”留下了未竟之作《女人論》。當時25歲的朱天文發了一個著名的誓，“總有一天，不管用什么樣的方式，我要把《女人論》續完。”

這個心愿花了她20多年的時間。“我沒想到，因為這個念頭寫出了《世紀末的華麗》，看起來毫無關系。后來又寫了《荒人手記》，看起來更是毫無關系，可是寫完后，我跟天心講，我當年對胡老師的悲愿已了。結果，又寫了《巫言》，用3本書來把他的《女人論》續完。”

“從小看小說看多了，寫作成了一種自然行為”
1960年代，青草地、老榕樹，鳥語蟬鳴相伴，斑駁的窄巷、路燈和電線桿，就在臺北的眷村里，朱家有女初長成。

父親是大作家朱西寧，母親是日本小說翻譯家劉慕沙。家學淵源也好，天生聰慧也罷，三姐妹天文、天心和天衣相繼走上了寫作的道路。“那是不自覺的選擇。”雖然父母的教育是放牛吃草式——“就是不管你，也沒有讓你寫東西，不理你的課業，也不叫我們去上補習班，總之就是讓我們自生自滅。”這給了她們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空間。

“可能是我們從小看小說看多了，寫作成了一種自然行為。”不過，在國民黨一黨獨大萬馬齊喑的戒嚴時代，看小說還得靠特殊的身份。

父親是國民黨軍官，1949年從南京撤退到臺灣的時候，船上有6個關系特別好的結拜成兄弟，其中的“六叔叔”后來在臺灣做到將軍。托“六叔叔”的福，“他們那邊沒收的禁書就拿到了我爸這邊來，我們打開櫥子就能看到禁書。比如魯迅、老舍、沈從文、蕭紅，還有很多的。比起同輩，我們看沈從文早得多，早早就喜歡沈從文、魯迅了。”

高一暑假，在家里沒事干的朱天文寫了處女作《強說的愁》，開始四處投稿。“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投稿那邊的人我們都喊叔叔伯伯的，一投就用了。”妹妹朱天心更早就開始寫作，“她是小學六年級就去投當時一個叫《國語日報》的，給小學生看的報紙，第一個投的稿叫《我是小青蛙》，寫得很好玩，還登出來了。”

胡蘭成老師的教法很靈活
高中畢業的那個暑假，父親偶然獲悉胡蘭成在臺北，聯絡上以后，便偕母親與天文前去拜訪。初始，清秀蕙質的女孩只認得張愛玲，“因為愛屋及烏，見不到張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