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教育懲戒權，學校、家庭在擔心什么？

（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于2019年11月28日《南方周末》）

“規則也不能太細，老師反而覺得束手束腳”“讓家長陪讀，是學校在推卸教育責任”……

2019年11月22日，教育部公布《中小學教師實施教育懲戒規則（征求意見稿）》（以下簡稱規則），教育懲戒權的話題迅速上了熱搜。南方周末記者采訪了前教育局長、校長、學校老師、家長、學生，試圖呈現對懲戒規則不同視角的議論。

懲戒不是學校護身符

方華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原江西弋陽縣教育局局長

從我當老師，到當教育局長，再到當研究者，遇到因懲戒發生的“校鬧”真不少，跟“醫鬧”一樣，很嚴重。

我還在學校工作時，一位老師因為學生多次違紀，制止無果，和學生發生了肢體沖突。老師可能下手重了，打了一下學生，學生面部上有明顯的傷痕，但沒留疤。后來學生家長到學校去鬧事，要求老師賠5萬塊錢。那是在2005年左右，一個縣級市的老師當時工資還不到一千。

似乎一出“校鬧”，教育局就必須站出來做調解，就要承擔責任，因為如果不調解，社會輿論就指責教育局。實際上，教育局既沒有獲得處理這類問題的賦權，也沒有標準。即使按照一個標準去做，大家會說這是你的老師，你教育局當然維護他了，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錯的。

而教育懲戒的邊界應該從兩方面入手。第一個要立足于法律法規，“校鬧”已經把教育范疇變成社會范疇，應該以法律法規來判定。

第二個是教育。懲戒應該站在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