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東 天上的先哲盯著我呢 | 2019魅力人物

“我擁抱世界、擁抱知識，閱歷、智慧的增長令我快樂，這是真正的儒家做派”

劉東發表演講

11月初，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劉東被韓國坡州圖書獎授予2019年度特別獎的殊榮。

在這份榮譽到來之前，劉東主編的叢書已有十余種，其中《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和《人文與社會譯叢》兩套叢書分別延續了31和20年，出版圖書達一百九十余種和一百二十多種，堪稱當今中國學術譯叢的標桿。

頒獎禮上，他發表了題為《堅守坐擁的書城》的演講。他稱自己這輩子能一直為出版社編書、譯書、寫書，恐怕全憑著想要優先閱讀全世界范圍內好書的饑渴。無論在北京的家里、學校辦公室內，還是在外地出差、度假的途中，他的身邊決不可缺少的是書籍。如果在外逗留時間較長，他會讓秘書寄兩箱書過去，“我要抓緊一切時間閱讀和寫作，這是我做學問的‘詭計’?！?/p>

劉東貪書，也貪“功”。他不僅包攬所有和書籍有關的工作，也不忘授人以漁。從1982年起，他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1985年師從中國“思想界第一人”李澤厚，博士畢業后又在社科院和北大從事教學工作各10年。2009年，劉東和好友陳來一起著手恢復清華大學國學院，教授美學、比較文學和國際漢學的課程?！白詈笾R是裝在每個人的腦子里的，做書和教育是根本，你要讓后代在精神上有安身立命的東西?！?/p>

如今，劉東仍在為建立中國的知識生產體系而奮戰。12月第一場雪后的下午1點，在清華學堂二樓二十多平米的辦公室內，劉東一張圓臉埋在厚厚的鏡片下，在電腦前翻閱國外會議論文。身后是三排兩米高的書柜，書架上不夠擺的書便被他隨意放在沙發、椅子、地上，又是一米多高，壘起的書籍大概占據半個房屋的空間。

采訪談笑間，他聲音洪亮、語速極快，時不時自我打趣，戲稱自己妄想以一個人的閱讀帶動一代人的閱讀。50歲之后，劉東深感編書、教書遠不能滿足自己凝聚智慧、重振國學的愿望，怎樣讓儒學革新，發展為中國現代文明的價值內核，去回應和解決中國乃至世界的困境，變成他首要思考和力圖闡明的學術問題，他決定致力于著書立說。

日寫三千字是劉東給自己規定的晚年寫作任務，每天下午5點后便不能再聯絡上他，“因為生命的鼓點在敲?！苯衲?，新書《天邊有一塊烏云：儒學與存在主義》出版，他提出，在先秦理性主義自制態度的影響下，儒學謹慎地論證了一個有限的價值結構，這種思想類似于法國思想家薩特所代表的、沿著啟蒙運動發展出來的、作為一種現代主義的存在主義，并把兩者進行了詳細的比較分析。而這不過是他計劃出版的有關儒學研究的系列書籍的一本，“還有十幾或幾十本，一刻也耽誤不起?！?/p>

到了這個年紀，劉東把治學當作個人私事，他從不傷春悲秋，只是和老友日常聊天，話題再也離不開“健康”二字。每天服用二十種保健品，食譜里要有雞蛋、魚片和蔬菜，家里安裝幾臺凈化器監控空氣質量，在跑步機上慢走一小時，他嚴格執行以上的保健方法，以此維持他凌晨3點入睡10點多起床的固定作息。剩余的時間，他在咖啡、雪茄和古典樂中尋找創作靈感。

唯一的傷感是坐在辦公間內，劉東偶爾回想起清華國學院初創的年代。王國維、梁啟超和陳寅恪三位老先生均未盡其才，他忍不住反問自己，“現在你的學問有王先生大么？對中國的貢獻有梁先生多么？骨頭有陳先生硬么？”

每當這時，他便輕輕吟誦起北島的詩句——“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彼匝宰哉Z道，“天上那些星星盯著你呢，要努力啊，還差得遠呢?！?/p>

圖/本刊記者 梁辰

譯百家書 成一家言

人物周刊：1980年代，《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等一系列譯叢啟動的背景或契機是什么？

劉東：1978 年，中國慢慢重新打開國門，之前幾十年處于一個遺忘世界的封閉狀態，然而不管是中國正在發生的還是已經發生的，乃至于中國兩千年來的歷史和文化，世界各地學者一直都在研究：大到宏觀層面的社會、經濟、政治，小到行業、人物和書本，甚至精細到某朝某代或特定時段的吃穿住行。唯有我們對世界正在發生什么一無所知。

8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掀起了一股讀書熱，我記得自己最早在北京圖書館看到的漢學書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反動學者是如何看待中國的》，分上下兩冊，屬于內部資料。當時第一次知道費正清，感覺是新的天地。你忽然知道你有這么大的對手，你的思考要建立在更廣泛的基礎上，不能閉門造車，可能你想說的別人研究完了，你新發現的別人也駁斥過了，你要再拿出新的東西來反駁或者需要他們作為理論支持?！白x百家書”，那要先有百家書啊，那我覺得要改成“譯百家書，成一家言”，這是一個很自然的過渡。

人物周刊：《海外中國研究叢書》是怎么開始做的？

劉東：當時北京的出版社率先搞起了圖書編委會，大家一起開會、吃飯，席間談論西方學術，算是知識分子間交流的一種流行形式。恰巧南京大學率先建立了和霍布金斯大學合作的駐美文化中心，可以借調國外的書，我們通過這個渠道拿書過來翻譯， 第一本是《中國的現代化》，是當時西方研究中國的第一書，因為版權公約的問題，學校特意花50美元買了版權。

人物周刊：你第二年就接任了主編的位置，具體負責什么內容？

劉東：那會我還在讀博士，又是《走向未來》雜志的編委，開始怕耽誤學業，后來發現可以勝任。我主要是組織者，挑書、寫相關書籍的引進材料匯報。后來編輯室主編周文彬找我，他扛不住其他人拷問，然后變成我直接解釋，慢慢才建立起幾十年信任。編輯、校對開始也是我做，后來他們有了專門的校對編輯室，我輕松不少。 

人物周刊：你覺得《海外中國研究叢書》和《人文與社會譯叢》能堅持這么多年的原因是什么？ 

劉東：我做事還算有恒心。剛開始編書很累，甚至要敲定封面細節等等。閱讀讓我很快樂，但編書有很多龐雜的事務，真的就是咬著牙做。我記得有次參加譯林出版社的會議，討論說我們譯漢學的書，有時候翻著翻著就不太懂了，再去查那些田野調查、案例分析，弄明白背后支撐的理論框架。

我們這一代人似乎有這個使命，要和世界接軌，做學術最差和中等的沒太大差別，要做就往更好去做，那你就要廣泛閱讀，古典或經典的。你要知道，那你就要去弄懂國外的書。況且，現在世界如此動亂，人類這么困難，人生的解決方案到底是什么，每個人都迷茫。若誰有這個學問，為世界文明找到一個新的方案，那也要博覽世界范圍的群書，建立自己的知識網絡才行。

現在30歲的博士生沒有被出版社找來編書的機會了，我們那個時代不同，所以我才能做二三十年，而且現在人的壽命長了，我們這代人還算勤奮，大陸人多，許多人一起做，這就差不多快譯完了。

人物周刊：到目前為止，這些書籍在哪些范圍產生影響？

劉東：學術上有明顯的進展。以前很多書我們想盡辦法也未必能讀到，現在隨便說一本書我每個研究生都知道。我們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想要就有。而且這個譯本不好，馬上有其他出版社再弄新的，對西方的了解比以往深入很多，西方的“神話”漸漸消失了。學術交流會議上，我們也經常和國外的大學教授辯論，交流暢通無阻，讓我感覺中國在這個方向上是有可能產生大智慧的。

退一步講，這算是通識教育，教育是最不賠本的。梁啟超寫過，教育就是有一份因才有一份果。幾十年以后，你傳播的東西就變成很多人的底線，你給別人的東西會影響他之后的行動。

人物周刊：回到你剛才提到的80年代文化熱。如今，你覺得我們知識生產的被動局面轉變了么？

劉東：書是越來越多了，閱讀的熱情越來越少。我的意思是，大家知道很多東西，很多人當作知識在學，但沒有用心去想。沒有我們當初在閱讀時和西方人拼死拼活的那股勁兒?，F在學生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要背要記，對治學來說，也許是幫了倒忙。

現在博士論文答辯時我最頭疼，一看綜述和第一章，就知道是知網上搜的，一晚上寫出來，沒有問題意識。但是智慧比知識更重要。我自己會有點走極端，我不參與什么科研成果評報、出版社參獎等等，那對我來說是妨礙，會束縛我施展的手腳。不能把知識關在籠子里，知識就是學了要問嘛，要討論、分辨，這樣才是主動。 

人物周刊：有解決途徑么？

劉東：我一直強調提高軟實力。既然是全面的改革開放，除了公立大學，也應該設立私立大學，增加競爭和資源流動，不過不是像西湖大學那樣急功近利的學校。雖然我一輩子在北大清華教書，但這不是好事，分散一些比較好。

還有要改革教育部那些評價指標，那些暗示你教書最不重要、寫書寫論文重要的表征系統。知道問題是我們修正的第一步，問題揭示了，我們一一改正。

《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讀100遍《論語》

人物周刊：你正式地、系統地接觸儒學是什么時候？

劉東：這要追溯到我的老師李澤厚，我第一次見他之前，學的主要是西方哲學史。當時他問我看過多少中國古代的東西，我說孔子那都是閑話，“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之類的。結果李澤厚對我當頭棒喝，說不對，那里有很深的哲理。于是我回去重讀，有一陣李老師總出國，另一個老師龐樸教我，效果不太好，我還是沒讀出什么味道來。特別是易經，我還調侃說現在算命也不管用了。李老師說，要去讀牟宗三、唐君毅，我就這么慢慢進入的?，F在來看，那種方式也未必可取。但是讀《論語》讓我明白，無論多大的學問，都要反復地思考和閱讀，每個階段對人生的理解、對知識的提點、對西方學問的知曉不同，每次都有新的體會，這很重要。

人物周刊：從此你對學術、對傳統的關注就轉到儒學、國學上來了？

劉東：讀了李澤厚老師的博士以后，我確實沒有放下過國學。讀博期間我先研究的是中國美學史。90年代初，我在朋友家成立了一個國學所，有陳來、葛兆光、閻步克等，那些年朋友們一直都有討論國學問題。我憋著一股氣，心想說不定自己也能成為大師。來了清華才覺得這是巨大的學術挑戰，因為有王國維、梁漱溟那些前輩在天上看著呢，我去讀100遍《論語》，也讓學生們反復讀?，F在我有底氣了，我想帶著學生們再讀第101遍。 

人物周刊：關于儒家的污名化、誤解一直都存在？ 

劉東：是，現在這個污名化還在加劇。我寫過一篇文章，《世俗儒家與精英儒家》。儒家一直還在，從孔子死后，儒分為八。你可以簡單分成兩類，世俗儒家與精英儒家。它們有很多相同點，比如重視教育、尊重禮法。只有一個不同，是服從還是馴化君主。其實現在我們不了解儒家，不了解是因為一些狗頭軍師歪著講，那些人用儒學最恨的二分法，分立成個人價值和集體價值，年輕人得到一個被扭曲的儒學，所以也不喜歡儒學。我說的儒學是先秦儒學，不是儒學的修正主義，這個需要每個人通過不斷閱讀去思考。

我們要厘清，儒學和帝制從來就不可能合作的，一直有沖突。但秦漢是帝制搶了天下，知識分子只能那樣，如果沒有董仲舒、沒有朱熹，其實中國可能是個佛教國家。他們用修正主義的辦法販用儒家，用象征性的思維方式教化人民，不然老百姓也聽不懂。后來黃宗羲跳出來，他寫了明夷待訪錄，第一次反思儒家的這些問題。

要看到儒家有很多歷史功績，比如科舉制，讓中國人有很大的向上流動的機會，可以流動到宰相。儒家還有大無畏的勇氣，它直面死亡，并不欺騙你，未知生焉知死。

但普通人接受不了，西方人不也一樣，不然也不會信教了。

人物周刊：你覺得儒學在當代要如何革新？ 

劉東：我們有很多的任務。一，操守上要有精英儒家的姿態，不是聽令于政治，而是馴化政治、權力。二，要不斷和西方對話，思考怎樣解決儒學與政治之間的關系。所以需要閱讀整個人類的進程，吸收積極的因素，思考未來儒家的政治哲學，回答當代的問題。三，儒家不能不食人間煙火?？鬃俞槍ΧY崩樂壞做了很多社會批判，我們要回答當代的問題，要先閱讀、研究儒家先秦那一套理論：論孟荀，然后做出我們的文化批判。四，有關孔子的言論，《十三經》里面，還有新出土的有關孔子的記錄，我們要去論證真假，重新梳理孔子思想，再去發表對儒學的意見。

人物周刊：這是你一直提倡的用儒家的內核去建立中國文化現代體系？

劉東：對。它屬于中國，又必須回答全世界的問題，讓孔子的思想在我或者我的后生那里得到激發和更生，然后變成中國文化的現代形態。我們可以不要本體論，從人性本身出發，用這個價值內核再造一個文明，重新給一個解決方案。

人物周刊：你覺得下一代能扛起這個重任么？

劉東：這不好說。清華有很多孩子是讀書種子，我也寄予希望，可我一說你們誰來接我的班，同學們都說不敢不敢，我們以前可都是和導師爭論、吵架、彼此不服氣的。留校培養也并不容易，大家都有自己的志向，尤其現在評職稱的方式變了，又有社科基金，又是長江學者，有的人你在哪個場合都能看見他。你要是到處講演、開會、評獎，那可能從那一刻開始就失敗了。

回望以前的清華國學院，雖然存在時間短，五個人帶出的學生，幾十年后變成四五十位著名學者，這就是存了一個善根。一輩子死守著這個精神存續的話，必然能成學問，這是我們先要做到的。

圖/本刊記者 梁辰

儒家沒有“中年危機”

人物周刊：在你看來，現在我們的國學算是邊緣的、小眾的還是漸漸興起了？ 

劉東：熱在民間，現在不是流行各種國學班嘛，可能會被底下人玩壞。國學重新熱起來，是改革開放后，人心浮躁，老頭老太太看百家講壇，把國學炒熱了。很多不懂國學的人從里面看出商機，到處說書，有損國學的名聲，不應該講那么多占卜易學，但那個在中國社會很吃香。

國學即傳統學術文化的總稱，也是生活、做人的態度，不光光是學問本身。中國過去講經史子集，不是學科劃分，更像是一個人的五臟六腑。但現實是困難的，我有太多學術工作，我也不是二傳手，沒時間做那些普及的事，還有好多書要寫，要做更多創造性的思考，但確實需要有人講講真正的國學。

人物周刊：你的學術研究領域不斷轉向，涉獵廣泛，也并不局限在國學？

劉東：當代文史哲是按照西方的標準建立的學科，越分越細，我覺得不一定合適。我喜歡從一個云彩飄到另一個云彩，我總想學新的知識，人類學、心理學、語言學等等。之前有一個哈佛的研究生來讀我的博士生，他本科學生理學，正好那個假期我在看腦科學，他也去讀，和我交流，我倆高興壞了。

我覺得這沒問題。那么多學科，為什么我們都不去讀，除了少數一些規定，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你不能讀書。但你總想邀功請賞，帶著功利性可不行。我小時候沒什么書可以讀，都是馬克思、魯迅之類的。我記得有人形容馬克思：他的思想猶如生活，但他的經驗隨時準備駛入任何思想的海洋。我當時非常崇拜這句話。人小時候讀一些人物傳記是很有幫助的，當你被那個人的經歷感動，他的故事就會疊印在你的生命里，如果沒有讀孔子、歌德、莎士比亞、梁啟超，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研究國學。

我還想開一門課，就講講“我生平敬仰的人”，還有一人我非常敬佩：朱可夫元帥。他扭轉了二戰的局勢，莫斯科保衛戰、攻克柏林等，都是他的功勞。讓你覺得很神奇：人類如此垮塌的時刻，碰巧這個人有這個技能、位置、毅力，讓全人類抵制住了潰敗。所以，于我個人而言，國學自然不是終止。

人物周刊：你會遭遇表達欲下降、母題消失這一類作為學者的難關嗎？

劉東：我沒有，儒家沒有所謂“中年危機”。杰克·倫敦有一本小說，叫《一塊牛排》， 寫一個黑人拳王，在最后一次比賽中，他還剩一套組合拳就把對方打敗了，但他忽然想起來昨晚沒吃飯，要是有塊牛排就好了，對方趁他走神，扭轉了敗局。你看張三豐是這樣么，他最輝煌的時刻在最后，孔子說“從心所欲，不逾矩”就是這個意思。

我擁抱世界、擁抱知識，閱歷、智慧的增長令我快樂，這是真正的儒家做派。面對人生的無常、無力，知道人終將變成一攤水，所以才要抓緊時間啊。緊迫感讓我更有動力做事。我前幾天剛聽了貝多芬第二十九鋼琴奏鳴曲，這是大家公認最難懂的一首曲子，那天我忽然感覺他是渾不吝往下寫，像是寫給后世的，他不在乎別人的評價，也不管別人懂不懂，他只表達自己的思想，這時候你突然覺得他在和上帝對話。我還在超越。

人物周刊：你有自己的困境么？ 

劉東：這個肯定有，所有問題都是從困境中產生的。我最大的困境就是歌德寫《浮士德》第五幕，個人生命的有限和你想要完成的事業的無限之間的差距，那個差距是不能解決的，只能緩解，這個我很早就意識到了。世俗的困境我也會困擾一天，當天可能也會不高興，第二天就忘記。因為我讀書、思考的樂趣可以讓我分泌多巴胺，就像別人運動、吃美食一樣。我只要做和書有關的事，大腦就形成獎勵機制，所以我發憤圖強、樂而忘憂，文化修養指引我的多巴胺往更廣闊的地方擴散開來，我就緊緊抓著這個不放，還算快樂。

10年前，他從北大來到清華，擔負起重建清華國學院的重任，他踐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著書立說，教書立德，作為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副院長，他為再造傳統奔勞吶喊，講學足跡遍布世界各國名校。劉東另一個不為人知的身份是國內十余種叢書的主編。2019年11月，劉東獲得第八屆坡州圖書獎特別獎。其主編 《海外中國研究叢書》 和 《人文與社會譯叢》 分別延續31和20年，出版圖書分別高達一百九十余種和一百二十多種，劉東因此被稱為國內名副其實的“動手派”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