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的身份認同如何可能？福山的答卷很無力

面對民粹主義的風暴，自由民主應如何應對？沒有開放多元的價值，還是原來的自由民主嗎？福山在《身份認同》的最后一章，提出可能的解決方法。但讀完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想問福山：那如何做得到？

福山和他的新著《身份認同》。

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次年，《歷史的終結與最后的人》出版，宣告人類社會歷史的進程“有機會”來到終結的一刻。那時候，做出這驚天地泣鬼神的宣告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還不滿40歲。

福山的“歷史終結”說引來很多反對聲音，其中最精彩的回應來自福山在哈佛的導師、政治學者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頓說：即使意識形態的比賽已經有了結果，自由民主的盛行也不代表歷史的“終結”，因為取而代之的是文化、宗教的沖突。這場師徒辯論，是現在讀政治學的第一課，是經典中的經典。無論歷史有沒有結束，兩套論述都以自由民主作為討論的基礎。事實上，經過上世紀末的第三波民主化之后，民主國家的數目從1970年的35個，上升到21世紀初接近120個，自由民主成了全人類都追求的價值。

然而，最近幾年開始出現轉變，民主退潮、民主已死，成為不少新書的書名。自由民主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