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 總導演的權力就只在創作上

中國藝術家權力榜


外頭都以為我呼風喚雨，總導演嘛，國家資源，隨便調動。其實跟拍電影不可同日而語

張藝謀辦公室   圖/姜曉明

張藝謀沒進過中南海。

8月8日前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審查，就在鳥巢里的一間會議室舉行。來了3位政治局常委，30多位正副部長。房間不大，副部長們只能靠墻而坐，中間一溜沙發，最后一個座位留給了這位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總導演。

領導們輪流發言，張藝謀一一記下，一個多小時后，領導同志對他說，這么多意見，你們導演組不可能照搬，也來不及照搬，符合藝術規律的你們再整合吸收。

“實話實說，這次還真是很民主，就怕把你藝術家給弄亂了，”張藝謀覺得，“每一位領導也都知道事關重大，所以也不愿讓個人意見去左右一切。”

在40億人面前上演的這場大戲，只許成功不許失敗——此刻，黨的主張與人民意志在張藝謀身上達到了高度統一。

在這個歷史當口，他是藝術家？民族英雄？還是國師？

“未來的樂觀主義者”
他在辦公室侃侃而談，身后就是導演組成員立下的軍令狀。16天的奧運會結束了，開閉幕式運營中心三樓入口處的黑板上仍然寫著10個大字：奧運無小事！責任大于天。

但他顯然已經松弛了。他問我們：“聽說你們雜志知識分子看得比較多？正好幫我向知識分子說說話……”而鑒于“什么是知識分子”在中國“是筆糊涂賬”，他選擇高頻使用“文化人”這個詞，不論是談論開幕式，還是電影。

“什么是文化人？就是平時寫寫文章、開開研討會的那些人……”

“很多事情的評價都還掌握在文化人手里，老百姓覺得電影不錯，幾個文化人一寫文章，就變了……”

“文化人是什么？就是在一個酒會，碰到一兩個外國人，說一兩句話，嗬，就拿這一兩句出去做文章……”

“對開幕式的批評？我感覺文化人還沒開始呢……”

“當然，文化人總是要批判的，批判現實主義永遠深刻嘛……”

他已經不做“斗士”好多年了，但“文化人”卻仍沒接受他的轉型。他于是開玩笑：有那么一個“首都文藝界”，“三五千人，其中又有三五十人，成天批判你的電影。”

他有時看看自己1978年時拍的照片，“那叫一個土啊……（30年間的變化）我簡直就不能想。”感慨起來有點動情。

1978年5月，北京電影學院西安考區，幾位攝影系老師接待了沉默寡言的張藝謀，這個陜西咸陽國棉八廠28歲的工人曾為買相機賣過血，專業好，但超齡5歲。后來因文化部長的一紙批示，張藝謀被北影破格錄取，命運也隨之改變。

“作為男人，你要有事業心，但你不能太得意、太高看自己。這不是裝的，要裝也裝不了這么長時間，我這種世界觀差不多是在我28歲以前就形成的，因為在此之前一直是很坎坷，就沒敢想過一步登天。”當然，28歲以后他又以親身經歷豐富了這種世界觀：“我們都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我的信仰就是中國會越來越好。”

對于當下的問題，他覺得應該交給未來，“我是一個未來的樂觀主義者。”

“可是，未來會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感到不解。

在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看來，張藝謀的創作軌跡有三個坐標：

第一個就是1980年代的《紅高粱》，早在那時，張藝謀就展現了他天才的形式營造能力，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大陸電影中第一次看見了男人的欲望和女人的性感，這是實實在在的人性的解放。”

第二個坐標是1995年的《活著》，此時中國社會心理已經發生了劇變，但《活著》仍和《藍風箏》等“構成了另一座現實主義的高峰”——雖則因重寫了令官方不悅的歷史而很快被打入地下。

第三個轉換在1990年代末開始，郝建把《一個都不能少》視作張藝謀走向主旋律，走向權力話語的開始。“所有的困難都由（電影中的）電視臺臺長解決，這象征著什么？”事實上，由于該影片與政策相符合，國家版權局還為它下發了版權保護通知，這是中國第一次對國產影片的版權實行“紅頭”保護。

很多那個年代的中小學生都記得學校組織觀看《一個都不能少》的經歷——這已然是主旋律的待遇了。

1999年4月18日，張藝謀發表了給戛納電影節主席雅各布的公開信，指責對方帶有政治與文化的偏見，并宣布撤回參賽的《一個都不能少》，此舉被國內媒體解讀為“愛國”。郝建則在表示有限度理解張藝謀（長期被國內某些后殖民主義理論家指責為“表現中國的丑陋和落后”）后，對包括自己在內的部分知識分子的典型狀態進行了反思：

“我們絕對知道在什么時候可以拍案而起做義正詞嚴狀，什么時候能揪著老虎的胡子裝一下‘敢為人民鼓與呼’；我們也絕對知道什么時候必須對自己清楚萬分的問題保持沉默、三緘其口。我們受到很多精神摧殘，可是我們已經十分聰明地知道應該在哪里找到我們所受精神壓力的出口……我們也知道什么時候說什么話可以上達天聽得到首肯，什么話會觸犯眾怒。”

不是他，還能是誰？
張藝謀把自己看作時代的產物，“二三十年前，全民都在思考，都在追求文化的深度和厚度，造就了第五代；現在呢，哐唧一下子進入了商品和娛樂的時代，那我也就試著拍拍（大片）唄……”

頗有一點輕舟順勢而下的味道。

然而《英雄》的票房奇跡，讓大小官員發現了以“中國式大片”拯救中國電影市場的某種可能性，到《十面埋伏》，已有官方的全面護航（譬如，兩個月的暑期黃金檔，不上映一部進口分賬大片）——權力與資本，同樣在張藝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