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探險中亞腹地，把神秘的內陸中國呈現給西方世界

撿拾干糞的蒙古婦女。

喀爾喀的蒙古貴婦

祭奉山神的敖包

擠駱駝奶 圖片均選自《蒙古與唐古特地區：1870-1873年中國高原紀行》。

古代文化遺跡——蒙古的草原石人

唐古特富人 圖片均選自《蒙古與唐古特地區：1870-1873年中國高原紀行》。

王嘎

在近代中亞探險史上，俄國軍官、地理學家尼·米·普爾熱瓦爾斯基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先驅。有生之年，他曾四次來到中國，探險中亞腹地，以無與倫比的對荒野的激情，卓越的“旅行的本事和地理勘察的才能”，斬獲了豐碩的科學考察成果，并成為中亞探險史上第一個深入黃河與長江上游的歐洲人。

近日，記錄普爾熱瓦爾斯基首次中國行的著作《蒙古與唐古特地區：1870-1873年中國高原紀行》由譯者王嘎迻譯，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該書曾給普氏帶來世界性的聲譽，在歐洲多國暢銷不衰。它冷靜詳實的記述，打開了一扇通往中亞這片“熟悉而陌生的地域”的知識之門。

在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間

按照書中記錄，普爾熱瓦爾斯基的首次中國之行肇始于1870年11月，結束于1873年9月。

他們的行程往返于內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之間，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由北向南縱穿蒙古戈壁，繼而自北京向西穿越內蒙古高原到達阿拉善沙漠，然后原路返回北京。第二階段，從北京重新回到阿拉善后，與一支唐古特（也稱唐古忒，元時蒙古人稱黨項人及其所建的西夏政權為唐?；蛱曝Ｌ?，后用以泛稱青藏地區及當地藏族諸部）商隊結伴來到西寧，隨后抵達青海湖，再經柴達木盆地向南登上藏北高原，即普氏所指的唐古特地區。

普爾熱瓦爾斯基是一位有著嚴謹科學精神的探險家，這一點難能可貴。旅途當中，他堅持進行地形測量，精準繪制地圖，同時詳細記錄所見到的各種動植物，采集標本。僅這次探險，他便收集到鳥類二百多種，標本一千余件；各種哺乳動物四十余種，標本一百三十件；昆蟲標本三千多件；植物五百多種，標本四千件。

他還是個高明且有著“嗜殺之心”的獵手。在阿拉善，他和同伴徹夜捕殺馬鹿；在藏北，他邂逅了野牦牛、白腹盤羊、巖羊、羚羊和沙狐，捕獵的同時，也記錄下它們的生動情態。在卻藏寺，他發現了當時絲綢之路上最緊俏的商品藥用大黃，采集了足夠多的種子，后來交給俄國皇家植物園。

然而，普氏的首次中國行并非一帆風順。首先，他們的探險當時還未受到沙俄政府的支持，資金上難免捉襟見肘。另一方面，由于探險隊中缺乏精通土著語言的人才，他們很難與所到之地的居民進行有效交流，時常受到“好奇”的蒙古人的圍觀，這給他們的科學考察和物資補給都造成了困難。

普爾熱瓦爾斯基本人卻非常欣喜于本次探險的成果，以至于他認為此后的三次中國之行都“遠非過去的蒙古之行那樣凱旋”。

對中國西北地區真實的生態記錄

雖然普爾熱瓦爾斯基實在是一位“硬核”科學家而非舞文弄墨者，《蒙古與唐古特地區》一書卻極具可讀性，文字樸素自然，細節引人入勝。

譬如他描述庫庫淖爾草原上鼠兔膽小機警的形態，十分生動?！笆笸靡彩且环N特別好奇的動物。如果發現有人或狗接近，它不是立即驚慌逃竄，而是等那不速之客朝前走上十來步，突然間一溜煙鉆進洞里躲起來。然而，好奇心終究會戰勝恐懼心——幾分鐘過后，還是從剛才的那個洞穴，鼠兔又把小腦袋探出來東張西望?！?/p>

他也隨手記錄蒙古人的特點和生活習慣。他發現蒙古人“愛喝茶”，“一個蒙古少女一天喝十幾碗，是再尋常不過的事情，成年男子則能喝上二三十碗?！彼钟X得蒙古人“酷愛閑聊”，“他們見了面，首先打聽的便是有沒有什么新聞。對他們而言，跑上二三十俄里的路，向親朋好友通知一條消息，不過是‘舉足之勞’?！?/p>

這些從異邦視角得來的觀察和結論，哪怕在今天看來，也十足有趣。

普爾熱瓦爾斯基一生著述不下百余種。一百多年前，普氏這類科學探險著作，對世紀末的俄羅斯知識界，有著振聾發聵的效用。偉大的作家、普氏崇拜者契訶夫說：“一個普爾熱瓦爾斯基或者一個斯坦因就抵得上幾十個學術機構和幾百本好書?！痹谄諣枱嵬郀査够母姓傧?，契訶夫身體力行，創作出了他唯一的一部紀實作品《薩哈林島旅行記》。

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羅新則評價道：“在近代西方對古老中國‘探索與發現’的奇崛大劇中，普爾熱瓦爾斯基是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的先驅，傳說與傳奇都源于他把神秘的內陸中國呈現給了西方世界，而他的呈現是如此細致有趣，以至于今天的中國讀者仍可以從中受益?！?/p>

南都專訪譯者王嘎：

中亞依然是我們熟悉而又陌生的地域

重新修訂知識上的錯誤、漏洞

南都：是什么原因讓你起意譯介普爾熱瓦爾斯基的《蒙古與唐古特地區》這本書？

王嘎：普爾熱瓦爾斯基的四次中國考察和探險被稱為“中亞之旅”，這是一個“大中亞”概念，除了現今的中亞五國，還包括西亞和南亞部分地區以及中國西部和蒙古。我本科和碩士階段讀的是俄羅斯語言文學，后轉向國際政治，博士論文就以“中亞五國社會轉型與政治穩定”為主題，所以我對中亞歷史地理向來懷有興趣，相關閱讀猶如“紙上的游歷”，神游于天高地闊的荒原，以陌生化的玄想延長感受力。

中國工人出版社出版的《蒙古與唐古特地區》其實是此書的再版和修訂，初版要追溯到二十年前，當時我在新疆大學工作，新疆人民出版社有一個“亞洲探險之旅”叢書，這本書也在計劃內，出版社邀我參與翻譯，正式出版時改名為《荒原的召喚》。

普爾熱瓦爾斯基祖上是波蘭裔，這個姓氏在波蘭語里由“經過”和“勇敢”兩部分組成，似乎暗含了這名沙俄軍官一生的命運：歐亞腹地的經行者，勇氣十足的冒險家。他的首度中亞之旅就在俄國乃至整個歐洲引起轟動，不僅為繪制可靠的中亞地圖奠定了基礎，也為中亞地區地理學、民族學及動植物群落研究開辟了新的路徑。柏林地理學會一位會員稍后評論說，學者們閱讀普爾熱瓦爾斯基的作品，“仿若從黑暗的房間邁入陽光燦爛的世界?！边@樣的稱頌今天看來似乎顯得夸張，但普氏在中亞地理探險史的開創性地位毋庸置疑，其作品充滿探索精神，資料詳實，樸實無華，遠勝于掉書袋式的炫示。很多中國讀者未必知曉普爾熱瓦爾斯基是何許人，對于著名的“普氏野馬”（Equus przewalskii）卻不陌生，這正是他第二次中亞探險的重大成果之一，即在新疆準噶爾盆地發現了野馬種群，1881年，俄國生物學界以其姓氏為野馬正式命名，隨后得到普遍接受。

基于以上緣由，我與中國工人出版社合作，將重新修訂的《蒙古與唐古特地區》納入“尺寸·先行者”叢書。

南都：翻譯這本書在語言上有什么難度？

王嘎：原著難點在于書中相當密集的動植物學知識、邊疆史地知識、旅行路線的考證等。

在2016年出版的譯著《帕斯捷爾納克傳》里，我做了1300多個注釋。譯者理應為預期中的讀者提供某種背景，以便理解文本與情境。道理很簡單：假如一個中國人寫了一本1000頁、脈絡繁復的《魯迅傳》，對于西方讀者一定是非常艱難的，所以需要相應的信息輸出。這也是我在多年翻譯經驗中養成的習慣。

《蒙古與唐古特地區》盡管我以前譯過，但這一次也花費了足足一年，主要是修改專業知識的錯誤，彌補漏洞。比如書里多次提到并引述的《韃靼西藏旅行記》，作者是一名法國傳教士，俄語譯名為Гюк，原先所有俄語譯者包括我在內，都將這個在其他文獻中也時常出現的名字按發音譯成“丘克”。這是一個嚴重的誤譯！這次借助互聯網，我才發現歷史上根本就沒有“丘克”其人，而只有古伯察（Joseph Gabet，1808—1853）。原來，古伯察同樣是中國西部探險史上的“大人物”，他在19世紀40年代到中國邊疆地區探險，歷經艱辛抵達拉薩，寫就《韃靼西藏旅行記》這部厚重的作品，對普爾熱瓦爾斯基影響巨大，二者行進路線有頗多重疊，而拉薩也是普氏的終極夢想卻未能實現。在本書中，作者經常引用或批駁古伯察的相關記述，試圖糾正他當年對青藏高原的認知錯誤。普氏言論在俄國人中當然叫好，在同時代的法國學界卻引起反駁，稱普氏固然了不起，對古伯察的態度卻未免酸葡萄心理。

契訶夫為此寫了《薩哈林島旅行記》

南都：據說普爾熱瓦爾斯基和契訶夫是同一時代的人，后者還多多少少受到他的影響？

王嘎：你的提問涉及俄國探險史跟文學史之間的淵源。契訶夫生卒年比普氏要晚得多。契訶夫1860年出生，這時年輕的普爾熱瓦爾斯基已在軍中服役，同時一邊從事他喜好的打獵，一邊學習動植物學，期盼有朝一日踏上歐洲人尚未涉足的遙遠國度。普爾熱瓦爾斯基為此做了許多功課，研究了俄國來華傳教士累積起來的漢學知識，例如《蒙古與唐古特地區》多次引用的雅金夫·比丘林神父的著述。比丘林被譽為“俄國漢學的太陽”，曾將自己翻譯的《西藏志》《三字經》贈給“俄國詩歌的太陽”普希金，激發了后者對中國的想象與熱愛。

普爾熱瓦爾斯基本人并非文學愛好者，但是他的書寫成之后影響了契訶夫，某種程度上也許催生了契訶夫非虛構寫作的意念。1890年，三十歲的契訶夫離開莫斯科“腐朽的知識界”，來到薩哈林島這片關押重刑犯的極苦之地，用三個多月走遍全島，調查了近萬名囚犯和移民的情況，又耗時三年，寫下平生唯一的大型紀實作品——《薩哈林島旅行記》。另外有研究者指出，普氏形象也投映于契訶夫的小說創作，化身為其短篇小說名作《決斗》（1891年）中的重要角色馮·柯連，一個年輕的動物學家，“一個極優秀極聰明的人”。

南都：我們今天對于蒙古及中亞地區已經有了較豐富的認識，您認為這樣一本書對當代的讀者來說有什么意義？

王嘎：我個人感覺，即使在互聯網時代，關于蒙古或中亞的深度認知，未必如想象那樣觸手可及。你可以足不出戶，置身于英美文化的情境中，就連生活方式也仿佛打上了西方主流文明的“現代性”標記。相形之下，昔日歐亞草原文明的核心地帶則顯得相當遙遠，面目模糊，像我們熟悉而又陌生的鄰居?！睹晒排c唐古特地區》這類看似老舊的冷門作品，反倒有可能讓當代讀者從中獲取一些有益的信息，以此塑造某種新的中亞印象。

我們知道，普爾熱瓦爾斯基與斯坦因、斯文·赫定素以“三斯”并稱，但這兩位西方“后輩”主要是從歷史學與考古學角度探尋歐亞腹地的奧秘，普氏則更偏向于地理學、動物學、植物學及生態系統的探索發現，直至學科日益細化的20世紀之前，這些門類又可統稱為“博物學”（Natural history）。從《蒙古與唐古特地區》的內容來看，作者可謂名副其實的博物學家，他每到一地，先是對山川形貌、河流走勢、氣象變化予以宏觀描繪，完成天文和水文觀測，繼而是動植物群落的細致分類，這種通過實地考察、由整體到局部的寫法，為廣義上的中亞自然史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資料。在普氏筆下，從蒙古高原到祁連山脈及青海湖周邊，大自然既嚴酷又慈愛，既貧瘠又富足，而如今許多動植物卻已極度稀少或蹤跡全無，對比普爾熱瓦爾斯基當年的記述，或許也會讓讀者感嘆滄海桑田之變。令人深感驚異的是，在1883—1885年的第四次中亞探險中，普氏甚至接觸過生活在北疆和南疆的老虎，詳細描述了老虎的習性、當地人的所見所聞和獵捕活動。

此外，普爾熱瓦爾斯基還用兩章的篇幅，從人類學和民族學出發，對蒙古人和唐古特人進行了集中考察，并涉及當時的社會政治狀況，時常伴以頗為犀利的分析與評議，今天仍不失人文史料價值。

隨著近年來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出版界將目光投向與此相關的譯介。由于地緣臨近和沙俄帝國擴張，從明末清初直至“十月革命”前夕，俄國傳教士及探險家的足跡遍布中國北部和西北部邊疆，留下豐富的記錄，普爾熱瓦爾斯基顯然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正如俄國史專家張昊琦先生所說，《蒙古與唐古特地區》這樣的作品有助于讀者藉由“他者”視角和歷史觀照，積累更多關于“一帶一路”的“在地”知識。

南都：我在書里讀到，普爾熱瓦爾斯基這個人還喜歡獵殺動物？

王嘎：普爾熱瓦爾斯基獵殺動物有兩個原因：這是一場漫長的苦旅?？疾礻牻洺o法進入城鎮或村落，停下來住宿，補充給養，只能通過打獵來補充下一段行程所需的肉食。另一個原因是，普爾熱瓦爾斯基作為動物學家，要在沿途采集和制作標本，其本人也精于此道，且樂此不疲。據他的傳記作者評論：“彼得堡的專家們，但凡有機會見到普爾熱瓦爾斯基從遙遠的中亞地區運回的動植物標本，無不對這些標本的數量和完好狀況、對他高超的制作技藝表示驚訝?！?/span>

普爾熱瓦爾斯基是個有爭議的人物

南都：我們應該怎樣評價普爾熱瓦爾斯基其人？

王嘎：這個問題首先又讓我想到契訶夫對普爾熱瓦爾斯基的評價。1888年8月，普爾熱瓦爾斯基開始第五次中亞探險，10月中旬行至現吉爾吉斯斯坦境內伊塞克湖附近，染上傷寒，暴病而死。契訶夫隨即為他寫下悼文，將他跟英國探險家斯坦利、利文斯通相提并論，并稱頌普爾熱瓦爾斯基等人則是“體現著崇高道德力量的獻身者”，任何人都不會懷疑其生活的意義，“但任何人都會認為他是對的?！?/span>

然而，從“他是對的”背后，還需要看到極具爭議性的另一面。普氏既有濃厚的“自然之子”的精神氣質，又受到強者邏輯的驅使，深信憑借強有力的信念與行動，即可征服整個“未知的世界”，以至于面對無辜的中國民眾，他一再強調“高超的射擊本領，就是最好的護照”。他以文明人自詡，卻曾在青藏高原數次制造血案，先后射殺三十余名藏民。作為渴求一番偉業的沙俄軍官，他骨子里的大俄羅斯民族主義和擴張主義揮之不去，其科學探險并非以純科學為目的，而是帶有殖民擴張的強烈使命感。諸多事實表明，在中國近代邊疆史上，普爾熱瓦爾斯基扮演了并不光彩的角色，其人其事未必“總是對的”。

南都：普爾熱瓦爾斯基有哪些后繼者？

王嘎：19世紀下半葉，中亞的布哈拉、希瓦、浩罕三汗國相繼被俄國攻陷。為爭奪新疆、西藏繼而“直叩印度的大門”（恩格斯語），俄國同英國展開“大博弈”，接下來不到五十年間，憑借沙俄政府及軍方的支持，有三四十支俄國考察隊進入中國北部和西北部邊疆。在此進程中，普爾熱瓦爾斯基無疑發揮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其后繼者包括波塔寧、佩夫佐夫、科茲洛夫、波茲德涅耶夫、羅博羅夫斯基、薩波日尼科夫等。其中跟普氏關系最為密切的是科茲洛夫，幾乎就像普氏年輕時的翻版，不僅成為他第四次中亞探險的助手，而且在他去世后獨當一面，屢次完成蒙古西藏之旅。1908年，科茲洛夫一行在阿拉善境內意外發現西夏故城黑水城遺址，隨后發掘出三千余件古代文物及八千多號西夏文獻，一舉震驚世界。另外，波茲德涅耶夫根據兩次考察撰寫了《蒙古及蒙古人》，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至今仍被視為蒙古學研究領域繞不開的巨著。

南都：類似的探險考古發現目前還在繼續嗎？

王嘎：這方面我了解甚少，只能就有限的個人見聞略談一二。2015年以來，我有幸參與了中國西北大學分別同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展開的聯合考古，學術目的是尋訪古代月氏人自中國北方西遷中亞的考古學文化，經過大范圍考古學調查與發掘，初步確認了古代康居和月氏考古學文化遺存的特征及分布范圍，在國內外考古學領域引起熱烈反響。2018年夏季，我隨同西北大學考古隊參觀了國內五家文博單位或高校各自在蒙古國境內的發掘現場。洛陽考古研究院的工作令人印象格外深刻，中蒙雙方在杭愛山山麓對古代匈奴貴族墓葬開展發掘，2019年12月，他們的成果被美國《考古學》雜志評選為世界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據我所知，無論在蒙古國還是在中亞地區，中國境外考古在人員、資金、技術方面的投入日益加大，活動范圍也越來越廣。

（王嘎，畢業于北京大學，文學碩士，法學博士，現任教于中國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