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白銀紅利”，為何未能轉化成軍事優勢？

從1618年到1620年，在不到3年的時間里，明朝向遼東輸送軍餉20188366兩，這其中大部分白銀從南方而來。將巨量的白銀從南方投放到人口稀少、農業欠發達的遼東，引起了災難性的輸入通脹，到1621年后金攻克沈陽為止，遼東的米價較薩爾滸之前增長了6倍之多，海量的白銀沒有解決軍士的生計問題，反而讓他們陷入了“抱金而死”的境地。

銀錠 （新華社記者 江宏景/圖）

一、銀鈔易位

16世紀的明帝國無疑是這個世界機緣巧合的最大受益者。從14世紀開始，明朝政府就因為其奇特而糟糕的貨幣政策而深陷財政困難之中，因為貧銅而無法提供足量的鑄幣，大明不得不撿起元末的紙幣本位，開始濫發無本無額、防支無度的大明寶鈔。

底層貧民出身的帝國統治者對金融的認識始終停留在小農經濟的細碎性層面，自然也無法理解北宋時就由周行已提出的紙幣發行準備金理論，大明寶鈔沒有準備金，自然也不可能有任何信用可言，幾乎一發行就開始不可挽救地貶值，到洪武二十三（1390）年，面值為一貫的鈔票就只能兌換銅錢250文，在經濟發達的兩浙地區，只能兌得160文，這種早熟而不成熟的紙幣在明代中期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首當其沖的，就是江南地區。

江南地區在宋、元時代，商品經濟和海外貿易就已經相當發達，貨幣的流通量和需求量都非常大，明朝政府用強制力推行毫無信用可言的紙幣，等于一種變相的經濟掠奪，經濟上越活躍，被掠奪得也就越狠，經濟最為發達的江南地區，商民自然首當其沖，損失最為慘重。

此外，根據一種不確切的說法，朱元璋強力推行寶鈔制度，正是為了打擊政治上不可靠的江南商民，因為這些人懷念元代寬松的經濟政策和文化氛圍，因此在明初怨言頗多。

江南商民面對經濟掠奪自然不肯坐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