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控復工復產風險，對相關方擔責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圍內爆發，這場由“公共衛生事件”引發的危機正在向更大范圍和更深層次的社會和經濟危機演進，對企業的生產運營產生了重大影響：在生產連續性方面，風險是巨大的；在合同履約方面，風險是復雜的；在勞動用工方面，風險是多重的。企業必須直面復工復產風險，對不同利益相關方負責。

正當中國本土抗擊COVID-19疫情取得了階段性進展之時，2019冠狀病毒在全球范圍爆發，歐洲、美國、伊朗等地區尤為危急。海外確診病例迅猛增加，截至3月23日，確診病例已經超過22萬，加上中國累積確診的8萬，全球累積病例突破30萬。意大利、美國、加拿大、英國等國家迫不得已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這是一場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嚴峻危機，這場由“公共衛生事件”引發的危機正在向更大范圍和更深層次的社會和經濟危機演進。COVID-19具有很強的傳播性，當它蔓延到不同防控能力的地區時，不僅對當地產生破壞作用，也會由于一些地方的抗疫能力薄弱進而發生失控、導致病毒向其它地區擴散，成為輸入型威脅。目前，這一跨地域、跨社會制度、跨文化形態、跨價值取向的挑戰，正呈現出復雜度激增、可控度下降、危害性擴大、影響期延長的險惡趨勢。

伴隨著COVID-19對人類健康的侵蝕，經濟發生了下滑，美國股市出現了“特朗普熔斷”，社會出現了動蕩。與此同時，疫情的蔓延存在著第三波在非洲、南美洲肆虐的潛在風險，如果這一情形發生，這將導致更大規模的人道、社會、經濟危機。

當地時間3月19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2019冠狀病毒讓世界面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健康危機，它同時也帶來了一場經濟危機和人道危機，其規模和復雜性是國家層面的措施所無法應對的，世界必須果斷采取協調一致的創新行動。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全球經濟會衰退，并可能達到創紀錄的規模。

從在中國運營的企業角度而言，企業無力干預上述來自政治、經濟、社會、健康安全方面的規模風險，企業能做到的是對其保持高度的戒備、對其掌握深層的認知、對其進行敏銳的判斷，適時地選擇自我防護措施，保留生存與發展的一線生機。這里所說的深層認知和判斷，對企業領導層來說，就是要把企業的生產恢復和經營管理，放在全球動蕩中的格局里進行整體性、系統性、動態性的分析和應變；要特別認識到，疫情帶給經濟、市場和企業的沖擊，已經超越對中國境內的影響，在世界范圍內跌宕，這對全球化組織生產、運營、全球化供應鏈相互依存的企業而言，是極其危險的。因此，企業尤其要關注供應鏈、交付、人員方面與全球相關聯的風險和安全。

在生產連續性方面，風險是巨大的

從各大商會、咨詢機構所做的針對疫情的調研來看，各行各業對于整體經濟形式、恢復生產和運營，皆持有相當的憂慮，也反映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如有些企業現金流斷裂，沒有能力組織生產；有些企業復產后，原材料緊缺；有些企業產品運不出去，物流成為重要障礙。對于那些原材料、銷售市場“兩頭在外”的企業，日子更艱難。

目前，企業一方面要繼續防控疫情，一方面要加快恢復生產，企業的壓力巨大。近期出現的全球性疫情爆發，更令企業感到雪上加霜，不確定性加劇了，生產要素的組織艱巨性增大了，連續性運營的風險擴展了。

復工和恢復生產之后，必備的疫情防控措施必須嚴格遵守當地政府的要求，做到齊全、到位、一絲不茍，把保證在崗員工的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 也要確保關于安全生產、檢驗檢疫、物價管理、廢棄物排放、勞動用工、稅收和薪酬福利等監管要求的各方面事項做到合法合規。

除此之外，企業還要有序梳理恢復性生產與經營的各個環節，以及這些環節的相互關聯影響。本著共度時艱的心態與供應商和客戶、合作伙伴進行積極的溝通。面對危機，企業應當持有內外協同的考量，這樣做既有利于自身，也有利于合作方，進而有利于產業鏈。面對供應鏈計劃被打亂的局面，企業應當盤點全價值鏈安全庫存，主動協助上游供應商完善防疫、合規等措施，協助上下游同步復工，協助物流合作伙伴恢復配送能力。

復工開始之后，國務院、工信部、商務部、各地政府相繼頒布了多項扶植企業恢復運營的政策，稅收減免和推遲繳納，減輕企業社保負擔；金融機構也針對中小企業推出了融資便利和優惠措施，如農業銀行湖南省分行出臺了《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和企業復工復產的實施方案》，加大信貸資源配置、擴大并下放信貸業務權限、放寬突破借貸制度權限、簡化業務流程、實行利率優惠。企業要積極組織力量，認真分析這些政策、吃透這些政策、對接好這些政策，為企業恢復運營創造最好條件。

在合同履約方面，風險是復雜的

由于疫情的破壞作用，很多企業自身的正常生產秩序和生存能力遭受影響的同時，還面臨著合同無法履約的嚴峻挑戰。就此，中國貿促會在今年二月份部分地區開始復工之前曾召集貿易和企業界，舉行線上會議，就大家普遍關心的合同履約受阻問題，給出了指導性意見。

從此次會議中了解到，“不可抗力”指不可避免、不可預期、無法克服的客觀事件（參見《民法總則》、《合同法》、《聯合國貨物銷售合同公約》等相關法律文件）。企業應當首先了解不可抗力的性質判定、因果關聯和引發的后果。不可抗力不會是“當然免責”和“自動免責”。如果在客觀上由于疫情本身、政府管控（延期復工、隔離措施）導致無法履行合同，可以從不可抗力角度來考慮合同的安排，進而采取相應的方法和步驟。但是，企業必須同時承擔三個“義務”：一是盡快通知對方；二是避免損失擴大；三是提供詳實證據。比如企業調整了運輸路線以減輕損失。只有企業在盡義務的前提下，才能實現向“免責”的方向推進工作。

不可抗力的協商解決有三種可能的結果：一是延遲履行合同；二是部分履行合同；三是無法履行合同進而解除（如外貿展會）。解決關于不可抗力的問題，一般遵循“約定與規定”的原則。即在合同中已經對不可抗力有約定的條款時，按約定執行；在合同中沒有對不可抗力有約定的條款時，按相關規定解決。解決的過程仍是一個合同方充分協商的過程（而非自動免責），需要最終經過雙方協商進行安排，企業也要做好仲裁和司法程序的準備工作，以應對不測。因此企業應當盡早排查合同風險點，盡快通知合同方并保持積極和相互理解的溝通（通常情況下，由積極溝通而帶來的結果往往優于訴訟而產生的結果）；梳理和準備文件。

在全球疫情爆發之前，對于在中國經營的企業而言，更多的考量是如何合情、合理、合法地采用不可抗力來降低風險，減少損失。隨著疫情爆炸式地在世界各地蔓延，接下來，本地企業將不得不面臨來自中國以外其它地區對不可抗力的訴求，因此，合同履約的挑戰，由單向性轉化為雙向性，復雜程度增加。同樣依據上述的原則，企業需要在雙向上做準備。

在勞動用工方面，風險是多重的

復工之后，企業內部員工活動所涉及區域，包括工作崗位、工作環境、就餐區域等都必須采取嚴格的監測和防控措施，不能松懈。以我所在的企業為例，管理層高度重視疫情防控和員工安全，專門建立了疫情和復工領導小組，設立了閉環式監管流程，專人負責，全員執行，把對員工安全負責落實到細小的地方。比如，監督員工每四小時更換一次口罩；餐桌上擺放一張正反面分別標注了“用餐”和“完畢”的卡片，員工在輪流就餐后自己翻牌，消毒殺菌人員根據標識及時清理等。

除了“硬核”措施的落實到位，軟管理也非常有必要。員工返回工作崗位之后，會出現不同的心理情緒波動。有些員工因為憋悶太久了，復工之后出現了松懈情緒，開始小型聚會，甚至酒后發生事故的情況；有些員工因為突如其來的疫情對正常生活的干擾，出現了內心焦慮的情緒；有些員工因為業務流轉受阻并看不到未來經濟復蘇的前景，出現了迷茫和悲觀的情緒。很多年職場的實踐經驗告訴我，當員工心態出現不穩定情緒時，一定會伴隨安全、環保、糾紛等多種事件的發生。因此，管理層、法務、人力資源等部門應當建立起針對員工情緒的“心理干預”機制，正向引導員工，幫助員工專注于安全和正常的工作秩序當中來，確保他們能夠“安全上班、安全工作、安全回家”。我曾給員工們在疫情和復工期間做過多次這方面的培訓、心理輔導，我發現，員工們這方面的需求非常大。這也是體現企業關愛員工、對員工負責、增強員工凝聚力的必要方法。

把視角從國內移向海外，很多公司頒布了疫情期間臨時差旅政策，禁止或嚴控商務旅行。目前，香港、臺北、新加坡等多條入境通道陸續關閉，對于緊急原因不得不來華的員工，企業要及時掌握國際旅行管制信息，告知和提示員工對各個運營地相關的航線有充分的了解，避免在此方面出現紕漏。

員工價值觀管理也不可忽視。前拜耳公司員工從澳大利亞返京后，拒不服從當地疫情監管法規，執意擅自不戴口罩外出跑步，面對警方勸阻還大喊“救命！有人騷擾”的丑行，受到全社會的鞭笞后被公司辭退；前渤健公司員工，在美期間已被檢測呈COVID-19陽性，竟帶全家回國，企圖以瞞天過海的方式欺騙疫情防空人員，觸犯疫情期間法規，被隔離后，遭到公司解雇。這兩個案例提醒企業，應當對員工進行正確的引導教育，這是企業的社會責任。企業不僅以勞動合同方式聘用員工，也應當以企業價值觀，企業恪守的職業操守，教育員工，使他們在為企業創造價值的同時，為社會帶來積極的作用，從而避免與社會發生沖突的風險。

疫情尚未消退，疫情也正在醞釀著更大的危機。這是對領導力的嚴峻考驗。企業領導層一定要具備整體性、系統性、動態性的思維能力，把企業的命運放在全球視野中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