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年系列之四】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由來（之三）

1970年代末期，中國政府面臨多重挑戰：前三十年的錯誤所造成的對其合法性的質疑、基層對自身利益的表達和要求，以及國外的壓力。中國政府處理這些挑戰的舉措可以概括為尋找“基于表現的合法性”，即通過實現經濟增長而贏得人民的認可，這一舉措和地方分權構成了中性政府在中國的政治基礎

多重挑戰
一個中性政府的產生在發展中世界和中國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為什么中國政府可以成為一個中性政府？

在政治結構方面，兩方面的因素促使中國政府成為一個中性政府：其一，中國共產黨是一個自主的政治組織，但是，它的行動不是沒有約束的，而是要面對許多方面的挑戰；其二，雖然中國是一個單一制的國家，但內部卻有很多分權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必須在地方積極性和國家的整體目標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

自主性可以讓政府免受利益集團的左右，但是，沒有挑戰的自主性極容易讓政府本身變成一個為自己謀福利的利益集團。在著名著作《國家的興衰》里，曼瑟·奧爾森指出，穩定的政治環境造就以分利為目的的利益集團，阻礙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英國的戰后時期和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期就是這個樣子。在中國，多方面的挑戰給中國政府注入了活力。

第一個挑戰是需要面對前三十年的錯誤所造成的對其合法性的質疑。1949年的社會主義革命以及隨之而來的土地改革和工業的國有化在中國創造了一個平等的社會。按理，中國共產黨從此應該以一種中立的面貌出現，但是，錯誤的經濟政策和反復且規模巨大的政治運動葬送了中國那個時段經濟增長的機會。

在農村，1958年的“大躍進”造成一場規模浩大的饑荒。“大躍進”中建立的人民公社體系，其主要特征之一是工分制度，對勞動力的報酬一視同仁，而不考慮其實際貢獻。這個體系相當于對能干的人征稅來補貼偷懶的人，從而嚴重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在城市，工資水平很低，但國有部門的職工得到了大量實物性補貼，包括食品、醫療、住房和子女教育等，政府的負擔很重。盡管農民本來維持生存就已經比較艱難，但通過“剪刀差”，農村仍然向城市轉移了幾千億元的資金。

在這些不利的政策之上，還有在政治領域對階級斗爭的強調。任何偏離正統說教的行為——比如在市場上出售農副產品，甚至飼養較多的牲畜——都被視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并受到壓制。更糟的是，“文化大革命”期間整個國家卷進了一場非理性的政治運動。

這場運動以民粹主義的面貌出現——權威被否定、國家機器被砸爛、群眾要奪權，但到頭來遭殃的卻是普通百姓。

經過“文化大革命”，如何重建黨的威信，是1970年代末務實派領導必須面對的問題。

第二個挑戰來自中國的基層。在一個偌大的國家里，官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