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SARS到新冠肺炎：

在武漢火神山醫院，重癥醫學一科的醫療組在討論患者救治方案（3月17日攝）。 （新華社記者 王毓國/圖）

SARS以來的十七年，疾控系統在信息上報、檢測能力上水平大幅提升，但權責不對等、資金窘迫、人員流失等問題依舊突出。

疾控是以監測數據為主的技術部門，如果用監測的數據來考核疾控中心，“這會造成一些疾控人員對數字的敏感，對數字進行一些技術處理?！?/p>

各級疾控受同級衛生行政部門領導?！斑@次疫情給人感覺疾控中心很硬氣，但其實它日常的地位特別低……主任相當于（縣衛?。┚掷镆粋€股長，中層相當于局里一個員工，那疾控的一般職工就什么都不是了?！?/p>

“我們CDC（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地位太低了?！?020年2月27日，鐘南山院士在總結防控短板時說。

此次疫情中，疾控部門多次成為輿論的眾矢之的。失職與無權的辯論，也始終沒有停止。

與醫生不同，這個群體始終工作于公眾視線的邊緣處。

疫情期間，南方周末記者聯系采訪了數十位疾控人員，發現自SARS以來的十七年，疾控系統在信息上報、檢測能力上水平大幅提升，但權責不對等、資金窘迫、人員流失等問題依舊突出。

十七年的變與未變

“如果不是SARS，我們單位都要消失了?！鳖櫺∮莓厴I于預防醫學本科，2002年，入職于中國西北某市的一個區級疾控中心。

當時，該區疾控中心僅成立一年，由于財政經費緊張，政府計劃用3年時間，將其轉為自收自支單位，完全推向市場。

讓局勢陡變的，是2003年那場突如其來的SARS，疫情過后，衛生防疫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視。

謝堯是東南某市的疾控中心副主任。他看到，SARS之后，疾控中心最直觀的變化是硬件設施和實驗室設備的投入?！癝ARS期間，核酸檢測還只能在國家做，現在市級也可以做分子生物學檢測了?！?/p>

國家衛健委藥政司司長、前衛計委疾病預防控制局局長于競進在其博士論文中提到，2003年，全國各級財政投入116億建設疾控中心，改善基礎設施。

SARS之后，最核心的投入是重金打造了一套“傳染病疫情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網絡直報系統”，“橫向到邊、縱向到底”，覆蓋全國各級醫療衛生機構。

但在對這套系統的調查采訪中，南方周末記者發現，它應對已知傳染病如鼠疫等顯現出了效果，但像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早期，作為該系統模塊之一的“不明原因肺炎監測系統”卻因種種原因未能展示出足夠的作用。

據國家科技部官網，到2007年，國內各級疾控中心已有3585個，全職人員近20萬。

然而，SARS之后的中國疾控并非一路坦途，而是經受了波折，再度邊緣化。多位采訪對象提到，疾控邊緣化的轉折點是2009年左右。

對此，四川大學華西公共衛生學院教授曾誠撰文分析，“新醫改”的核心是政府解決基本醫療服務的公平問題。對于各級政府來說，花了多少錢，治了多少病人，是一個可量化的指標，于是大筆資金優先投入治療環節。而上游的預防環節，工作做得越好，反而越太平無事——難以量化評估的成效，讓公共衛生和疾控系統再次成為被冷落的角色。

他舉了一組數據：2014年，國家“公共衛生專項任務經費”撥款5.29億，2019年這筆預算下降到4.5億；反之，2014年對公立醫院的財政撥款36.19億，2019年增加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