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面對災難，作家的方式要持久、深沉、深刻　

近日，作家梁鴻的最新小說《四象》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梁鴻最早以《出梁莊記》等非虛構作品征服無數讀者，后來轉身寫虛構，著有《梁光正的光》《神圣家族》等小說作品。

小說《四象》以四個人組成的多聲部獨白為小說的框架，以靈魂敘事的手法，融合幻想與現實。四個人，四種面貌，他們的生平經歷密切交織，串聯起一段不同尋常的精神之旅。

作為小說家的梁鴻，并沒有因為之前的紀實文體讓她下筆拘束，相反，她的實證和認真反而讓她的小說具有堅韌的質地?！痘ǔ恰冯s志編輯陳崇正認為，《四象》對于梁鴻來說應該是一次自我突破，“它更接近于一次帶有先鋒實驗精神的飛翔。在小說中她嘗試讓死者說話，頗有胡安·魯爾?！杜宓铝_·巴拉莫》的味道；同時又勾連歷史和現實，并不會凌空虛蹈?！?/p>

關于這部看似天馬行空，筆調奇特的小說，作家梁鴻說，她的寫作初衷并不是要寫一部魔幻現實主義的小說，她追求的是一種真實性。

關于小說《四象》的創作思路以及對當下全球疫情的思考，梁鴻接受了南都記者的采訪。

訪 談

南都：這次你為什么會選擇《易經》里的“四象”來闡釋世界和作為小說的發展結構？有何用意？

梁鴻：其實一開始也沒有想到《易經》，并沒有想那么遠，只是在寫的時候構思了四個人：一個活著的人和三個不在世的人，他們在聊天。一開始我想寫的是一個人的四個層面，后來在寫作過程中，突然覺得這四個人合在一起就是一個獨立而完整的世界，最起碼在小說內部，這四個人的世界是完整的，也可以看作是一個世界。這時候才想到《易經》里面的“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四個人，每個人都有一個世界，同時又相互延伸出來，構成了一個大的世界萬象，可能在某種意義上也具有“兩儀生四象”這樣的意味吧。

想到這里我覺得挺興奮的，因為在中國傳統的語言里面，兩儀、四象和八卦，這些詞本身就是無窮延伸的，個體和整體的世界不斷地關聯，就像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我覺得這既是一種世界觀，也是一種人的存在形態。

南都：為什么小說里出現梁莊和吳鎮這樣的地理背景？它和梁莊系列的關系是什么？如今，梁莊是一種現實關懷，抑或是作為一個符號存在？

梁鴻：你說得對，在這部小說里，梁莊只是一個大的背景，可能它也是一個虛擬的存在，一個象征性的存在，對我而言，梁莊是我比較熟悉的，可以說非常熟悉的元素，所以我就拿過來使用了。跟真實的梁莊經驗并沒有直接的對應和關聯，但是，你說在一個文化邏輯內部，可能每個村莊都是有關聯的。

南都：韓立挺、韓立閣、韓孝先、靈子四個人的獨白式敘事視角，對作者和讀者來說都具有一定的挑戰性，能否具體說說寫作中你克服了哪些難點？

梁鴻：剛開始寫的時候并沒有覺得它會多復雜，因為我自己當時非常興奮，腦子里有個比較完整的構架，每個人物的狀態都有了，但是當拿起筆的時候，探索語言的形態非常艱難。要用什么樣的語言來寫？比如說孝先是個精神病人，墓中的三個人也是經過了久遠的歷史的摧毀，它里面有記憶，有混亂，也有一些非常模糊的片段式的自白，所以當作家真正拿起筆的時候，語言就成為一個首要解決的東西。

寫作中，確立一種語言是最為艱難的，它可以說是整部小說的靈魂。所以在寫《四象》的時候，語言本身給我帶來了非常大的挑戰，每個人的語言形態不太一樣，孝先可能是帶有點瘋癲的，狂怒的語言，韓立閣可能就稍微古雅一些，他既是一個改革者，同時也是一個舊時代的人，帶有一些決斷的能量，他的語言略帶古雅同時又有點獨斷……

我一直在琢磨的是語言，在修改的也是語言，必須非常投入，進入到人物靈魂的內部，才能琢磨出獨屬于一個人物的語言形態。寫孝先的時候，比如“黑色的烏鴉”那一段，當時是前年春節，我一個人在北京，突然間覺得腦子里面閃現出了孝先，說得夸張一點，好像一下子被附體了，一剎那捕捉到了孝先的靈魂。我查過不少資料，其實精神病人的內心是非?；钴S的，智力的活躍度，語言的活躍度是非常高的，仿佛他們的語言是四面八方都拿過來橫向使用，所以孝先的語言極為豐富，也極富想象力，但是你不能說他沒有邏輯，他沿著他的情緒的邏輯往前走，所以寫作過程中我一直挺興奮的。

另一個難點是結構。因為我選擇的是人物自述的第一人稱，必然會使小說的結構有些破碎。這是一個挺冒險的選擇，因為它容易造成混亂，也很難去轉折。好在最后呈現出來是挺順暢的，因為它的內部邏輯還是一致的。

南都：這部小說以靈魂敘事的手法，融合幻想與現實，在小說的題材和內容上，《四象》是否你的一次自我突破？

梁鴻：我不想寫一部魔幻現實主義的小說，說實話，在一開始決定要萌發這個題材的瞬間，真實感非常強烈，我就覺得墓地里有幾個人在說話，他們和活著的人可以自由溝通。后來寫的時候，我也是把這幾個人視為一個真實的存在去寫。當然，你必須處理一些細節問題，比如說怎么讓孝先看見墓里的三個人。在我腦海里，我盡量避免去靠近那種所謂的魔幻現實主義標簽，當然難免出現一些元素。所以我現在非常認同馬爾克斯當年的說法，別人說他的《百年孤獨》是魔幻現實主義，他說我寫的并不是魔幻，我寫的就是現實，當時也覺得他太狡猾了，完全是應付記者的一個有趣的說法?，F在，感覺有些理解他了，他寫的確實就是他心中的真實。

南都：一面是天馬行空的想象，另一面是緊貼當下的社會事件，這樣寫有何用意？你如何處理小說中靠近現實的部分？

梁鴻：小說跟現實肯定有直接的關系，即便科幻小說也都是現實生活的某一部分。我說的這個現實不只是社會現實，也包括心理現實，文化現實和人性現實。我自己以為《四象》是一部現實題材的作品，但是，現實部分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出現的。

南都：最近你是否思考過，在外部事件和災難面前，作家該做些什么？今后會不會寫一部疫情題材的紀實作品？

梁鴻：我想最近的每個作家都在思考這個問題：要寫嗎？現在立馬就寫嗎？面對這樣一種全人類的災難，它與我們的關系到底是什么？它與我們這片土地的關系是什么？作為一個公民，一個正在經歷災難中的人，他的痛苦是一定要表達的，這樣，對社會產生微妙的影響。但是，作為一個作家，也許未必立馬就要去寫。寫作是相對滯后的，它需要不斷琢磨，不斷沉淀，要用一種更精到的筆去寫。其實，從長遠來看，我們今天閱讀的《瘟疫年紀事》《鼠疫》，還有一些相關的學術著作，都是持續思考的結果。它長久地對人們精神產生影響。我想，這也是文學和思考的作用。

我這兩天剛好在重讀格雷厄姆·格林的《權利與榮耀》，一個逃難的神父逃向卑微的世俗生活，作者賦予了那些泥淖般的生活以重量和意義。當時，我寫了一句話：“痛苦必須被賦予重量，生命才會得到真正的尊重?！痹趺礃咏o痛苦賦予重量？這是作家該琢磨的，單單去哭嚎，去吶喊，可能并不是一種持久的、深沉的、深刻的方式。也許疫情過去半年之后，人們都看似遺忘了，開開心心地上街吃飯，這個時候作家是不能遺忘的，他依然在不斷地回憶，在不斷地拒絕，這種打擊可能要比普通人更為深遠，更為沉重。對一個作家來說必須要這樣，否則，你很難去書寫這樣巨大的社會事件，很難去把握它對于人的意義是什么，對于社會的意義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