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明不是“農耕文明”？

以工商業立國的這個“西方”形象是很晚才出現的，自古以來的西方傳統和東亞差別不大，都是以農立國，航海和貿易的重要性相對來說是次要的。

民國以來的學者，大多喜歡談“中西方文化比較”，并且多認為西方是“工商社會”“海洋文明”，而中國則是“農耕文明”。如錢穆先生在《晚學盲言》中就說“西方工商社會，好言自由戀愛”，“中國以農業文化為傳統，首尚家庭團居”。

余秋雨也說“中華文明的本質是農耕文明”，與之對照的則是“海洋文明背后的西方文明”（《中華文化與海洋文明的千年悲壯》）。類似的論述，無論是學界還是一般網絡言論中，都十分流行，但真實歷史上只有中國是“農耕文明”，西方就不是“農耕文明”了嗎？

先看古希臘，古希臘第一個作家赫西俄德的《工作與時日》，歌頌的就是農民生活，認為要“出力耕耘、播種和收獲”，就能獲得大地母神賜給果實。在耕種季，要和奴仆們一起抓緊時間搶耕搶種，谷倉中就會有余糧。在雅典城邦，絕大部分人就是農民，著名的索倫改革，就是因為雅典的農民們處境惡化，大量人喪失了自己的耕作土地。索倫將雅典公民分為四個等級，負擔不同的義務，指標就是按照農產品計算的，分別是收入500斛、300斛、200斛和200斛以下麥子的。此后的庇西特拉圖，也是幫助農民獲取土地、低息貸款、農畜、農具等。在斯巴達，斯巴達人雖然不耕作，以戰爭為業，但土地其實是由黑勞士耕種的，每年向斯巴達公民繳納82斛麥子，這是國家的經濟基礎。而斯巴達人以戰爭為業，顯然也不是什么“工商社會”或“海洋文明”。在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為了毀滅對方經濟，最常用的手段便是蹂躪敵方農業，燒毀、踩踏、收割對方農作物，在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這種“蹂躪”鄉村的行為十分常見，恰恰說明農業是希臘的基礎。當時希臘雖有制陶手工業以及沿海周邊的貿易，但這些比重相對于農業來說只是輔助性的。

希臘思想家亞里士多德在《家政學》中認為：“根據自然的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