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年系列之四】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由來（之四）

中性政府在一個更平等的社會里更容易產生。東亞平等的社會結構在東亞奇跡中起到關鍵性作用，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地區）一樣，也得益于改革開放初期的一個平等的社會。中國的平等社會是二十世紀以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為主線的一系列革命的成果；我們在二十世紀完成的，是一場偉大的社會革命。

中性政府在一個更平等的社會里更容易產生。

首先，從政府官員純粹的私利出發，在一個平等的社會里選擇保持對社會的中性態度也是最明智的選擇。

我們可以做一個思想實驗，假想在一個極端不平等的社會里，政府要保住自己的位子，最好的選擇是什么。社會存在極端不平等，意味著社會中的少數人掌握著國家的大部分政治和經濟資源，此時，為了生存，政府最好的選擇是和這些少數精英結盟，哪怕自己本不屬于精英階層。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反殖民地英雄，在推翻殖民統治之后往往和留下來的殖民精英結盟，就是一個例子。

在中國，蔣介石1927年4·12政變之后掌握了國民革命軍的軍權，但他騰出手來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向宋美齡求婚。這顯然是一個政治婚姻，蔣介石看重的當然是宋氏家族的政治經濟地位。軍事強權需要經濟和政治的支持，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里，和精英結盟可以讓政府獲得這種支持。

反過來，在一個平等的社會里，政府和任何社會團體結盟都很容易招致其他團體團結起來并成功地推翻這個聯盟，政府最安全的策略是一碗水端平，不偏向任何一個團體，也不和任何團體結盟。蔣介石到臺灣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土改，不完全是因為他接受了在大陸失敗的教訓，而是完成他在大陸想完成而無法完成的事情——國民政府曾經在江西等省份開展土改試點，但不了了之，原因是土改直接觸犯了蔣的盟友之一的地主階級的切身利益。

蔣介石到臺灣之后可以放手開展土改，是因為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和臺灣沒有利益瓜葛，作為一個外來者，他更容易保持對臺灣社會的中性態度。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是，臺灣社會本身因為日本殖民者的有意壓制而變得比較扁平。在農村，地主擁有的土地數量不多，沒有形成一定的勢力；在城市，工商業受到打壓，沒有出現較大的企業。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沒有必要和任何集團結盟，從而可以更關注臺灣的整體和長遠利益。

其次，從民眾的角度來看，一個平等的社會有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