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媒體更應搞好批評報道

傳統媒體在輿論監督中缺位，或淪落為新媒體的配角、追隨者，喪失的是最可貴的權威性和戰斗品格

我國的“傳統媒體”（特指由黨委和政府部門直接掌控的機關報、電臺、電視臺等傳統主流媒體）自創辦以來，在輿論監督方面發揮了引領潮流的作用，但現在“引領”的地位似有被網絡等新媒體取代之勢。

我們有必要認真總結歷史經驗，積極探索在新興媒體活躍時期如何搞好輿論監督，防止傳統媒體這方面的弱化現象。

在我看來，媒體的批評報道有三個重要時期——

第一個是在1950年代，為輿論監督的興盛時期。我黨執政之后將黨報的批評當作自身建設的有力武器，從中央機關報到地方黨報都高度重視反映群眾的呼聲和要求，對目無法紀、以勢壓人及官僚主義作風等現象的批評，常見諸報端。以南方日報為例，1950年至1953年批評縣以上黨政領導干部的報道、讀者來信和評論達一百多篇，影響很大。但“反右”斗爭后，學術討論范圍的“爭鳴”聲音很難聽到，批評報道更少了。1953年初，人民日報還發表言論，批評南方日報在反“官僚主義”的斗爭中批評報道不得力。南方日報接受批評，加強了批評報道，但在人民日報看來，做得還不夠，又一次批評。其實，南方日報批評報道從現在的角度來看算是可以的了。但人民日報認為仍不得力。而南方日報的領導者不敢也不會去抵制、批駁，而是老老實實、認認真真地進行整改。

第二時期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從“真理標準的討論”至全黨開展反腐敗斗爭階段，是輿論監督優良傳統得以恢復并提升時期。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在真理標準討論中，沖破思想禁區，批評思想僵化和背離三中全會精神的錯誤行為，為恢復黨的優良傳統落實黨的方針政策鼓與呼。1980年代后期，南方日報在查處“以權謀房”、反腐敗等各類現象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廣東省紀委專門給南方日報社發來表揚和感謝信，對其輿論監督予以高度評價，并鼓勵其再接再厲，繼續發揮作用。

第三時期，網絡等新傳播手段興起，是新媒體、傳統媒體與民間輿論形成合力的立體式新型輿論監督時期。比如，黑磚窯事件、PX事件、虎照事件等，都是此種體現。

回顧歷史，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前兩個時期都是傳統媒體積極主動地搞好批評報道，引領“輿論監督”潮流。到了第三個時期，傳統媒體輿論監督卻出現弱化。盡管最終傳統媒體也參與并形成合力，但往往是：網絡等新媒體介入，然后才是傳統媒體跟進。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網上發表各種聲音的環境較寬松，先進的傳播手段傳遞的信息更直接、更迅速，不易被攔阻，并可以與受眾互動。而機關報、電臺、電視等傳統媒體，傳播速度遠遠落后于新媒體，又不具互動性。而且，這些傳統媒體由黨政部門直接掌控，有一套嚴密的組織管理系統。有些“禁令”或許也是需要的，哪個國家沒有新聞管制？問題是有些地方用得太濫了，而且只管得住傳統媒體。

如果傳統媒體能以其公信力、影響力，與“網聲”互動，成為互為作用的兩股力量，對推動輿論監督是有重要作用的。這樣的事例也很多。但在有些地方，有的問題已成為網上輿論，還去限制傳統媒體，而且限制的是更為準確權威的報道，這就使人難以理解了。另一種情況是，強勢主流媒體最早掌握了線索，卻因受限而被新媒體搶發。當然，也不能沒有管理，“限制”和“放開”需要把握好度，問題是有些地方只有“限制”的本事，而且只能限制到傳統媒體。

傳統媒體在輿論監督中缺位，或淪落為新媒體的配角、追隨者，喪失的是最可貴的權威性和戰斗品格。網上可以看到許多真實，也有不少謊言，需要加強引導。我們的傳統媒體何不積極介入輿論監督，將“真實”的發布權更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避免謊言流行？
（作者為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