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辛亥年的李準與張鳴岐

任廣西巡撫時的張鳴岐

辛亥革命后的李準

1911年1月6日（農歷庚戌年臘月初六），廣東水師提督李準迎來了新到任的兩廣總督張鳴岐。

張鳴岐時年36歲，是清廷中的少壯派，作為封疆大吏，在當時全國的九大總督中，他最年輕。他早年中過舉人，戊戌年間成為岑春煊的幕僚，因善于謀劃，深得岑的賞識，追隨岑到陜西、四川、廣東等地任職，31歲時就擔任了廣西巡撫。他思想開明，力倡改革，在廣西推行“新政”，開礦、墾荒、建學堂、練新軍等多有建樹，一時在朝野頗有幾分薄名。

此時，李準已在廣東軍界經營多年，對清廷，他是有功之臣。從1903年起，他治理了多起匪患，平息了各種民變（包括革命黨人起義），為此他先是組建了廣東幾條內河的水警部隊，繼而建立各路防營，訓練新軍，特別是1905年統領廣東水師以后，可謂水路各軍都掌握在他一人之手，位高權重，成為廣東地方最重要的實力派人物。

這兩人都是能臣。辛亥年，正值清廷大廈將傾，在歷史的轉折點上，他們都不乏審時度勢的能力，但兩人的個人性格和價值取向不同，這決定了廣東在辛亥革命中的結果。

張鳴岐要削李準的兵權

他們原本是舊交。1903年岑春煊署理兩廣總督時，張鳴岐是岑的智囊，任職“總文案”。那時李準總攬廣東的剿匪，免不了要和張打交道。1908年李準為了和英國人爭奪西江緝捕權，也曾與時任廣西巡撫的張鳴岐會商此事，兩人意見頗為一致。直到這次張鳴岐來廣州之前三個月，他到北京去謀劃自己的官職升遷，路過廣州時還住在李準的水師公所，受到熱情接待。

開始李準以為，他們兩人有如此交情，今后合作必將相得益彰。誰知張鳴岐甫一上任，所推行的改革，就是從削弱李準兵權下手。此前李準經歷過多任總督，他們大多不理軍務，放手讓李準獨掌大權。但張鳴岐不同，他要攬權。

先做試探，張鳴岐知道廣東政法學堂校監（今中山大學前身，校監即校長）夏同龢是李準的兒女親家，便請夏來詢問，“今后將總督、提督權限劃清，可否？”

李準明白其意，便說:“總督欲收回何權，明示后無不照辦?！?/p>

于是李準親自創建的水警部隊和省城偵緝隊統統被調撥給他人指揮，李準的親兵營和新軍營被趕出廣州城外駐扎。從此，軍隊將領任命之權歸總督所有，連一艘小輪的管帶（艦長），水師提督也不能過問。

這些舉措，視作軍政分開的改革也無可厚非，本來一個海軍將領，不該對地方上特別是省城的事務干涉太多。但明眼人可以看出，張鳴岐的做法分明已然透露出對李準的猜疑和提防。

孚琦之死

李準似不甚介意。他索性搬離廣州，到虎門衙署辦公和居住。正所謂“得消閑時且消閑”，他開始研習書法，臨碑帖，“每日必作小篆數百字，臨石鼓及大篆又若干字，日以為?！?，頗感心安理得。

然而辛亥年是多事之年。革命黨人謀劃暴動、起義和暗殺的活動可謂緊鑼密鼓。因為此前的幾次暴動和起義都被鎮壓，所以黨人決定先殺罪魁，而后舉義。當時廣東的當權者除張鳴岐和李準之外，還有廣州將軍孚琦。黨人分析，張鳴岐狡詐而無實力，孚琦庸碌無能，最為兇險頑固的是李準，所以要行刺，必先殺李準。

4月8日（農歷辛亥年三月初十），機會來了。革命黨人溫生才聞知外國人要在燕塘舉行航空表演，廣州城內的達官貴人定然傾城往觀，于是表演結束后在官人們的歸途上設伏。日暮時分，見眾多軍士前呼后擁護衛著一乘轎子喝道而來，氣焰極盛，便認定是李準。行至眼前，溫生才猛然殺出，從正面對轎連開數槍。旋即溫生才被逮捕，而轎中人孚琦當場斃命。李準躲過一劫，原因是他被告知有盜犯要審，乘船于前一晚先行離開。

孚琦死后，張鳴岐暫兼廣州將軍，更為志得意滿。此事尚未讓他意識到面臨的風險。但李準卻警覺起來，他覺得革命黨人還會有新動作，提醒張鳴岐戒備。但張不以為意。

黃花崗起義中的李準

然而革命黨舉行起義的風聲越來越緊。李準在新軍中派有密探，已確切獲知黨人將在農歷四月一日起義。向張鳴岐出示證據后，張才決定從廣州附近的觀音山、天字碼頭、龍王廟等處調兵回防。

起義提前了兩天，在農歷三月二十九日（公歷4月27日）舉行。因為倉促修改起事計劃，原定兵分兩路攻打總督府和提督府，便成了合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