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龍:提煉深圳模式,講好可持續發展故事
本期主持人:南方周末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劉丁
【編者按】2019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將粵港澳大灣區打造為高質量發展的典范。
高質量的發展是可持續的發展。為系統關注、研究、推進和傳播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可持續發展,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及旗下南方日報、南方周末、“南方+”共同發起“粵港澳大灣區可持續發展共進計劃”,通過系列報道、調研和論壇等形式展現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現狀和未來趨勢,探討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可持續發展的無限可能。
深圳市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城市之一,無論是對于粵港澳的可持續發展,還是對于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都具有特殊意義。
尤其是,2018年2月13日,國務院正式批復同意深圳市建設國家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范區,這意味著,深圳市要做中國在踐行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標桿,探索中國方案,代表著中國水平。
深圳可持續發展研究院是深圳市唯一專門服務于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研究平臺。近期,其執行院長張亞龍接受了南方周末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的獨家專訪,介紹了深圳市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自我定位、2020年的特殊意義和重點工作,并探討了城市可持續發展與企業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
本期嘉賓:深圳可持續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張亞龍。
使命:提煉深圳模式,講好中國故事
南方周末:深圳可持續發展研究院是基于什么樣的背景成立的?研究院的使命和重點工作是什么?
張亞龍:幾年前,深圳市向科技部提出建設國家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范區申請的時候,科技部要求,作為申報城市,必須要有穩定的研究機構作為配套,因此,在這個背景之下,我們成立了深圳可持續發展研究院。
研究院的定位和使命就是:配合深圳市政府相關部門,推動深圳可持續發展示范區的創建工作。研究院在深圳是比較權威、比較有創新性的研究平臺,也是唯一專門服務于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研究平臺。
深圳可持續發展研究院的重點工作之一,就是梳理深圳的可持續發展案例。過去一年,研究院在案例的梳理、調研、考察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形成了上百個案例。
通過案例,把深圳市的方法論、科技創新能力,都呈現出來,這也代表了深圳市可持續發展的獨特模式。
案例的作用很重要,因為一提到可持續發展,人們總是感覺領域很寬泛,究竟到底要怎樣做,還是需要通過案例來呈現。
比如,我們現在的超大型城市,都面臨大城市病,都需要一個解決方案。與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17個目標相對應的各種問題,例如交通的問題、安全的問題、產業的布局、人口的居住舒適度、性別平等,都是超大型城市普遍存在的共性問題。
深圳可持續發展示范區的重要性恰在于此,深圳來探索路徑,做試驗,給大城市病提供解決方案。
但是在如何解決這方面,我們強調“科技創新”,因為深圳本身就是創新之都,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另一個重點工作是成果轉換。
在深圳可持續發展事業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提煉深圳模式、講好深圳故事”。
我們要把深圳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做成可復制性。在國內,要把深圳市在社會治理等方面的創新點,拿到其他超大型城市,例如重慶、成都、上海、廣州等地,盡快進行復制;在國際上,要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通過深圳的成就,向聯合國、向其他國家進行經驗輸出,講好中國故事。
下沉:將可持續發展落實到區、街道
南方周末:2020年是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這個時點,對于深圳市的可持續發展,對于我們國家的可持續發展示范區建設,對于聯合國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都有著怎樣的特殊意義?
張亞龍:2018年初,國務院正式批復同意深圳市建設國家可持續發展議程創新示范區。
深圳的定位是“科技、創新”,用“創新”引領超大型城市可持續發展。因此,深圳在可持續發展方面,最需要抓的兩個點就是“創新”、“超大型城市”。
在這個大的定位之下,深圳做了2017到2030年的詳細規劃,規劃之下還做了2017年到2020年工作方案。
因此,深圳在可持續發展方面,是有詳細規劃,有綱領性文件的。
總體來說,深圳的可持續發展工作,是“4個工程”、“2個體系”的結構。
4個工程包括:資源的高效利用、環境保護、健康深圳、社會治理現代化;2個體系指的是:人才體系、服務保障體系。
在可持續發展工作上,深圳最具特色的地方在于,并非空談,狠抓落實,每個需要落實的地方都有對應的服務支撐。
也就是說,每個板塊都有項目清單,每一年對某個類別的項目,從投資、建設、監管都形成了服務能力,深圳的可持續發展建設是按照時間表穩步推進的,并不僅僅是空喊口號。
2020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也是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正式啟動的第5年。
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總時間周期是15年,而到了第5年,是個很重要的時間節點。在這個時點,需要做更多的總結,需要回顧在這5年之中,深圳的可持續發展,存在哪些問題,做出了哪些成績?實際上是做總結的時候。
未來,深圳市將從以下幾個方面做工作:
第一,深圳要把已有成果輸送出去,與廣州、上海等匹配度很高的城市做溝通。
第二,在向國際輸出方面,深圳市要與世界其他大灣區的核心城市建立合作機制,與他們之間建立關于可持續發展的信息、成果的交流平臺。
第三,2020年深圳市的可持續發展規劃要下沉到區、街道。根據每個區、街道的產業布局、特點,給他們量身定做可持續發展的路徑和方案。每個區都給予不同的定位。以龍崗區的坂田街道為例,這里有華為的總部,人口規模不到80萬,面積不到30平方公里,人均GDP非常高,那么這里的可持續發展怎樣做?醫療衛生教育怎樣配套?再比如羅湖區,就更加偏重城市更新的問題。
也就是說,等到2020年底的時候,再看深圳的可持續發展,已經不再是城市的范疇了,而是下沉到了區和街道,這應該是比國內其他城市更加領先。
當然,相比于全球其他灣區的核心城市,深圳的排名是靠后的,我們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深圳要做的事情,是找到距離,找到落點??沙掷m的本質是強調改變,所以深圳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大有可為。
融合:企業應將可持續發展納入城市發展大格局
南方周末:站在企業的角度,深圳市的可持續發展理念,會帶來哪些影響?深圳市在可持續發展方面,對于企業做了哪些特殊的政策和要求?
張亞龍:深圳的創新活力,主要來自于企業。
企業更應該從可持續發展角度來思考問題,金融也應該向可持續金融轉型。
首先,我們承認企業在城市可持續發展中的角色重要性;第二,我們強調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而不僅僅是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身處各種行業和各種業態中,深圳的某些企業有超過40年的歷史,有的是剛成立的創新型企業,有些是世界級龍頭,有些是手工作坊式的。
對于歷史悠久的大型企業,最主要的事情是補課,不補不行。比如企業的社會責任呈現度不高,在資本市場相關工作做的不足,需要補起來。
對于創新型企業,比如獨角獸類型企業,在企業發展初期,就要按照城市可持續發展和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標準和理念,來設計企業發展戰略。
這一點國外的企業比我們做的好,比如,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啟動的時候,同期,德國美國日本的跨國公司,已經把企業發展戰略調整為“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下的發展戰略”。
我個人希望,企業家、企業的文化、企業戰略,都應該認真與可持續發展議程做融合。
另外,如何把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統一到一起?現在還是兩張皮,還不夠成熟,各說各話。
我認為,企業在做可持續發展工作時候,應該納入到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范疇,這樣也可以更容易衡量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工作績效。比如,我們在評價華為和騰訊的時候,很難說誰的可持續發展做的更好。但如果納入到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范疇,就更加容易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