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個城市工作生活:年輕人的限時旅行
現實的打擊,讓許多年輕人的心態從不經規劃的“闖一闖再說”,變成“知道無法久住、歷練幾年就回來”的有意為之。有的人甚至在出發前就定好了詳細的時間表,這時的折騰也就成了一場限時旅行
責任編輯:周建平 楊靜茹
(本文首發于南方人物周刊)
我們所采訪的年輕人,在換城市時有的在意氣候、飲食、居住環境;有的為了事業機遇,即使以上所有因素都變得不利仍盡力克服;有的不在乎落戶這種父輩關心的“終極”問題, “在哪都是生活,換個地點而已”……
更頻繁的城市遷徙,更多元的城市選擇標準,已經很難被“奔向北上廣”或“逃離北上廣”這樣的單一敘事所囊括。年輕人對自己“要什么”愈發在意,想做的工作在別的城市,去吧,喜歡的人在別的城市,去吧。這容易讓人想起新生代常常被貼上的諸如“自我”、“個性”之類的標簽。透過對人口流動的觀察,我們可以看到,自我和個性的舒展,體現整個社會發展的質量。
“刪除只在一瞬間”
顧嘉離開北京前的第三天,我們約在她家附近的咖啡館見面。4月暖和,她穿得利落,長褲下踩著Timberland戶外靴,包也不帶。時間安排得緊湊,上午11點半得走,去見下一位朋友。近半個月都處于告別聚餐階段,收拾行李不急,照常等到最后一天。
理科生顧嘉說,寫數據總是一個緩慢而持久的過程,而刪除只在一瞬間。
離開的直接原因是工作變動。她在一家VR平臺公司做制片,負責平臺上的自產拍攝內容。疫情發生前,公司有一百來人,顧嘉手頭上也有好幾個項目,有一些正在前期洽談,有一些拍完了,在做后期。疫情發生后,所有拍攝項目停工,公司只剩三四十人。態度和氣的老板多次想留她,有些想休息一段時間的同事也答應了停薪留職,但她始終無法接受就這么干耗下去不知何時到頭的局面。
不可抗力當前,她心里明白,如果沒有這種事情,老板絕不可能和她談降薪或裁員。最終她決定平和地終止勞動關系,不說離職,這樣大家都比較體面。解除勞動合同后,3月中旬,顧嘉從浙江老家回北京修改簡歷,很快在4月初收到好幾個面試通知。她考慮了一番,在北京和離家特別近的上海之間選擇了后者的一家4A廣告公司,繼續做制片。相比之下,上海的朋友會多很多,“在北京生活還是會孤單一些?!?/p>
離別在即,不舍的情緒總會占上風,特別大的灰塵和讓人受不了的干燥冬天都過去了,眼下只有和煦的暖風與鮮嫩的綠樹藍天。動不動發現家附近的路因重要活動被封而要繞一大圈導致上班遲到的場景也不會再出現了。心中記得的,是去年就近去的兩趟內蒙古,植被豐富遼闊的北方深秋。
她原本計劃在北京待兩年,現在進行到一半就突然中斷,沒待夠。她還想見識一次蹦迪,看一看北京鬧騰的livehouse和實驗性強的鼓樓西劇場。朋友告訴她理想國新開了一間咖啡廳,疫情過去后應該會經常舉辦些文化沙龍活動,“就感覺挺好的,但是我那時候應該已經不在北京了?!?/p>
去年顧嘉剛來北京時,先簽了半年租約,之后由于一直沒找到室友,便獨自在北三環的長租公寓住了一年,6000塊一個月,小單間。這幾年她一直在搬家,本科在加州學戲劇藝術,大學畢業后搬到洛杉磯,在那兒待了一年回國,上海的項目結束后來了北京,如今又要回去。
麻煩在所難免,但對她來說,打擊沒有想象的那么大。她一頭短發,說話干凈利落。多次搬遷成了一種訓練——她收拾東西越來越快,同時是一份提醒,看到特別可愛的物件時購買沖動往往因著“在這地方住不久”的感覺而被克制。偶爾羨慕工位上擺滿手辦和小擺設的同事,看看自己整潔的桌面,一臺電腦、一個手磨咖啡器、幾本書、幾份資料,沒了。
對于更換城市,顧嘉和她身邊多數朋友一樣,都抱持“不妨探索一下”的開放態度。她覺得老一輩的人可能固定資產都在一個地方,對流動的牽制會更多,人際關系也更深刻。但現在的年輕人,到一個新的城市就可以交新的朋友。
至于落戶,她也不是特別在意?!捌鋵嵙魧W生回國的話,如果第一份工作在上海,可以在一年或者半年之內拿到上海戶口,非常友好。包括現在像杭州、深圳也有這樣的政策,但我好像沒有特別care這些東西。還是跟地域有關吧,比如我新疆和黑龍江的朋友就非常在意這個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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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柔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