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世界環境日|保護生物多樣性，促進經濟綠色復蘇

編者按：2020年世界環境日的主題是“關愛自然，刻不容緩”，聚焦生物多樣性保護。疫情之下，這一主題顯得別有意義。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上，許多代表委員為生態治理建言獻策，有關野生動物保護的話題引發討論。

伴隨國內疫情有效遏制和復工復產有序開展，在經營受到疫情影響的情況下，企業如何更好開展環境實踐？如何有效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就此，南方周末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訪談了環境保護和社會責任領域的專家，一致的觀點是：疫情的確給經濟運行帶來影響，但是一定要避免以放松和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恢復，恰恰相反，在疫后經濟恢復中，更應該注重自然環境要素，要努力促進經濟的綠色恢復，這是我們應該從疫情中獲得的深刻反思。

訪談主持人：南方周末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侯明輝

訪談嘉賓：

將生物多樣性保護融入商業實踐

南方周末：2020年世界環境日聚焦生物多樣性保護，這一主題設定有什么特殊意義？

盧思騁：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讓我們重新審視人與自然的關系。在這個特殊時期，世界環境日聚焦生物多樣性保護，我認為有三方面意義：

一是讓我們更加深刻認識到人類健康、動植物健康和環境健康之間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關系，從全球到地方的各級決策應當采用“同一健康”的方法，統籌考慮經濟社會發展及其對人類和自然的長期成本和影響。

二是提醒和警示各國在后疫情時代要踐行“綠色復蘇”，將生物多樣性保護、應對氣候變化等綠色發展理念融入到經濟復蘇和經濟刺激計劃中，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可持續發展。也就是說疫后復蘇的努力是為了加快綠色經濟的來臨，而不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換取經濟復蘇。

三是2020年原本就是“環境超級年”，原定10月份在云南昆明舉行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會上將通過“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事關今后10年甚至更長遠的全球生態健康。受疫情影響，大會將延期舉行，但是我們不應就此降低目標，更應該保持勢頭、凝聚共識，為推動達成基于科學的、有雄心、可衡量的2020年后框架奠定基礎，使COP15成為扭轉地球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關鍵時刻。

郭毅：生物多樣性保護是人類所面臨的長期共同社會議題，本不應該由疫情而突顯。但疫情期間，在一些國內知名學者和專業人士的積極倡議下，民眾對這個問題有了更為深切的認識，兩會明確提出要“嚴懲非法捕殺和交易野生動物行為”，也是上述社會認知的體現。

2020年世界環境日主題聚焦生物多樣性保護意義特別，盡管對于引發此次疫情的新冠病毒緣由還眾說紛紜，但是疫情所引發的關于人的生產生活實踐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關系，卻引起了廣泛而深入的反思。中國是一個制造業大國，過去，我們的工業化、市場化和城鎮化過程，大多以要素投入，特別是自然環境要素作為代價，這種生產方式不可持續。因此，疫情的發生以及當前面臨的可持續發展挑戰，應該引起企業實踐層面的反思。同樣，政府、行業協會、公眾對于各自在環境保護中扮演的角色和應該發揮的作用也應該反思。

南方周末：如何評價當前企業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實踐表現？有哪些改進建議？

郭毅：目前國內個別與生物利用、保護相關的企業，在生物多樣性問題上有更為深入的認識和實踐，但大多數企業在這一問題上仍處于觀望狀態，在實踐行動方面缺乏主動的責任擔當。生物多樣性保護議題對于不同的企業而言，存在不同層級的責任內涵和責任剛性強度，建議企業根據自身的業務范圍與該議題的關聯情況，以社會責任和可持續發展為價值導向，進行科學合理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項目設計，并規范資源、人力等方面的投入。

盧思騁：企業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參與到生物多樣性保護：可以通過負責任的供應鏈或部門內協同行動，減少企業對自然環境的負面影響，比如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水資源使用等?？梢灾苯油顿Y于保護和恢復自然的行動中，包括支持相關領域NGO的工作。還可以通過創新產品和技術，降低生產對于自然的負面影響。也可以加入到一些自然保護聯盟，協同更多力量共同推進守護自然的議題，凝聚和展現企業努力。

馬軍：我們看到一些頭部企業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開展積極實踐，比如參與保護動物棲息地、為生態修復提供資金支持等。但是整體來看，企業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亟需改進的是，把生物多樣性保護和企業的商業實踐相結合。有些企業的業態本身會對生物多樣性產生直接影響，這是特別需要重視的。有些企業對生物多樣性會造成間接影響，就是企業自身沒有破壞生物多樣性，但是它的供應鏈會對林地、動物棲息地等產生傷害，這需要企業加強對供應鏈環境風險的識別。

環境信息公開質量亟待提升

南方周末：目前企業在環境信息公開方面普遍存在哪些問題？

沈洪濤：近年來，國內企業環境信息公開實踐的發展和進步是有目共睹的，其中表現較為突出的是上市公司和國有企業，在公司年報或社會責任報告中披露環境信息的企業數量在顯著增加，但披露質量仍有待提高，主要存在三方面問題：一是企業環境信息披露缺乏統一標準，信息之間缺乏可比性。二是企業自愿披露環境信息以定性描述為主，定量數據不完整。三是企業披露的環境信息缺少第三方鑒證或審計，可信度有待提高。

郭毅：主要問題在于企業自主披露與合規要求披露之間存在一定差異。當前的環境報告與社會責任報告多數是以自主披露為主，按照一定的指標要求進行的規范披露不足。即使在指標結構下的披露，也存在口徑不一、形式多樣的問題。我認為僅就環境信息披露而言，可以依照企業業務與環境議題的相關程度進行行業分類，并由此制定相關環境議題的信息披露要求，包括指標、形式及信息強度。

馬軍：在環境信息方面，政府信息公開取得了歷史性進步，企業信息公開相對落后，首先是披露不規范，很多環境違規和處罰沒有涉及。其次是披露不完整，很多關鍵和特征數據沒有披露。再次是披露質量存疑，多數沒有第三方去做核實，投資者也很難判斷真實性。

南方周末：3月份印發的《關于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中提出“鼓勵排污企業在確保安全生產前提下，通過設立企業開放日、建設教育體驗場所等形式，向社會公眾開放?！遍_展開放日活動對促進企業環境管理有哪些意義？

馬軍：最大的作用是讓企業認識到環境保護的主體責任。企業應該自主與利益相關方開展溝通，聽取意見，更好承擔主體責任，所以我們非常認同和支持有關企業開放日的倡議，一些企業很早也開始了嘗試。建議是：一是提升公眾參與的廣度，比如利用VR技術在云端開放，畢竟能走到企業的人數還是有限的。二是拓展活動的深度，企業開放給公眾和公眾所能看到的通常都比較表面，應該盡量擴大對環境數據和企業環境管理舉措的披露，增強實質性。

郭毅：開放日是一種與利益相關方直接溝通的手段，其有效性更多取決于企業是否實現開放的預期目的。建議企業將開放日與利益相關方的溝通對話、意見收集與反饋，以及后續的績效評價等閉環管理結合在一起。

創新環境治理的市場化手段

南方周末：疫情之下，企業的環境實踐是否會出現新的變化？

郭毅：如果企業的業務與環境問題不是直接相關，通常在財務壓力增大的情況下，企業往往會選擇淡化環境實踐。當前疫情對宏觀經濟產生影響，不可排除會有一些企業特別是制造業企業會以排污等方式向自然環境轉移自身的運營成本。

但是，在非常態時期，保障常態化環境要求，既是負責企業的社會責任自律，同時也是對利益相關方期待的回應。企業社會責任對企業聲譽、品牌具有建構意義，在疫情這一非常態情況下，社會對企業的責任期待不是淡化，相反會變得更為敏感。短視的不負責任行為可能會更大程度上透支企業的社會信用，并被社會公眾定格、固化為企業的負面印象，這對于企業的可持續運營的影響將是長期的。

沈洪濤：疫情之下以及在后疫情時代，企業環境實踐可能有三個方面的變化：一是從近期看，企業復工復產是首要任務，各地政府的工作重心是給企業紓困解難和降費減稅。環境治理會增加企業的成本，企業在面對經營壓力時很有可能首先削減環保支出。最近我注意到一些新聞，報道地方政府領導走訪企業時要求職能部門在“環境保護、消防安全、資金需求等方面給予更多的支持和幫助”，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增加環保補貼的方式幫助企業既做好環境治理又不加重負擔。

二是從地區看，疫情抑制了生產和消費活動，各地的空氣質量和環境指標都較同期有明顯改善，因此各地的環境治理壓力迅速緩解。面臨復工復產的重任，很有可能誘發地方放松環境治理的短期行為，一旦放松環境監管和環境治理，可能就會出現“報復性”污染。

三是從長遠看，疫情的爆發引發了人類對氣候變化、全球變暖以及環境退化的更大擔憂。如果把疫情比喻為小概率的黑天鵝事件，全球氣候與環境變化則是最大的灰犀牛，但由于氣候變化緩慢且長期，使得人們習以為常且視而不見。如果我們能從疫情中吸取教訓，那么應當更加敬畏自然，更加努力與環境和諧共存。

南方周末：對企業未來更好開展環境實踐有哪些建議？

馬軍：生態環保不能放松，未來應該更加重視創新在環保中的作用，以市場化的方式推動環境保護。綠色金融、綠色供應鏈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工具，這些方式能夠促進環境領域實現優勝劣汰，真正實現綠色GDP。

我們也看到了令人振奮的進展。疫情期間一些大型金融機構和我們有更多溝通，希望接入IPE的環境數據，更好開展企業環境信用評價。實際上這不但是環境的要求，更是金融機構開展普惠金融的內在需要。以往開展普惠金融普遍欠缺對小微企業環境風險因素的評估，如果未來能以大數據為基礎，進行貸前盡職調查，貸中貸后按照環境要求進行持續監控，這其實能夠讓小微企業獲得長遠支持，實現更加綠色低碳的發展。

盧思騁：疫情的發生讓我們有機會思考哪些產業、哪些行業對經濟社會發展是重要的，也讓我們看到原來一些對環境產生影響的生產活動其實是可以避免的。所以從理念上，企業應該更加意識到開展環境保護、創造良好的生態環境符合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類共同的向往。從商業實踐上，也可以看到綠色經濟的機遇，比如垃圾處理、循環經濟、在線服務、“新基建”等，這些領域的發展都有利于環境改善。

郭毅：企業的環境保護議題實施應該是一項綜合性的系統工程，不是取決于企業自身，更取決于廣泛的其他社會主體的參與，其核心在于建立包括政府引導、公眾參與、媒體監督、利益相關方溝通在內的綜合性實施系統。

沈洪濤：首先，我們要面對一個客觀事實，2019年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萬美元，超過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8000美元拐點，也就是說中國進入環境與經濟共同發展的新階段，以犧牲環境來發展經濟的模式已經成為歷史。我們也切身感受到，從國家政策、政府監管、資本市場，到社會公眾，甚至內部員工，對企業的環境表現有了越來越高的期望。

其次，我們也要認識到環境具有典型外部性特征，即污染者不承擔成本，治理者不享受利益，因此未來開展環境治理要積極使用市場化手段，將外部性問題內部化，一方面使排污者承擔成本，另一方面使減排者獲得收益。我國正在積極建設的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和綠色金融市場，目的就是通過市場化手段激發企業綠色創新，提高環境治理效率，從而實現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雙贏，企業在環境治理的壓力中更要看到綠色市場和綠色創新領域的新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