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 武漢十八年 | 封面人物

1898年9月22日（戊戌年八月初七），湖南巡撫陳寶箴在反復斟酌思量之下，給京中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發了一份電奏。

在這份電文里，他先贊美光緒帝“銳意維新，旁求俊彥”，然而如今國家“危疑等決，外患方殷”，需要“通識遠謀，老成重望，更事多而慮患密者”來參決機要、宏濟艱難。他于是請朝廷召他的老上司、正在湖廣總督任上的張之洞入值軍機處。

此時，遠在長沙的陳寶箴不知京城已發生政變、光緒帝被軟禁。在百日維新的紛亂中，這位穩健的改革派已經覺察到京中新政的某種亂象，以及中樞機構應對的乏力。

陳寶箴并不是唯一懷有這樣想法的人。當戊戌變法迅速走入高潮，短短數日里朝中共有七份條陳，奏請光緒帝急召張之洞進京主持新政大局——他們都覺察到京城中的危險信號，認為急需一枚定海神針來坐鎮京師，收拾新政之紛亂局面。

在為政局憂心忡忡的各派人士眼中，有能力充當這枚“神針”的最合適人選，就是人在湖北武昌的張之洞。

早在變法還未啟動的陰歷三月，極為頑固保守的體仁閣大學士徐桐就向慈禧太后提議，請調張之洞“來京面詢機宜”。慈禧遂電旨召張之洞進京“面詢”。數日后，光緒帝也下電旨催他趕緊“來京陛見”。

接連收到朝廷催促入京的電旨，張之洞十分勉強。在回電里，他小心翼翼試探“圣意”——先是解釋湖北任上事務繁忙、責任重大，自己不方便脫身；然后說自己如今健康欠佳，大任難當；最后又問朝廷究竟有何垂詢之事，自己可以隨時“籌擬上陳”云云。

這番明顯的推托，惹得年輕的光緒帝十分火冒。他立刻再下電旨，命張之洞聞命即行，“何得托故遷延?！睆堉粗坏泌s緊起身。誰知人剛離開武昌，沙市事件爆發。三月廿五，張之洞剛剛抵達上海碼頭，就接到皇帝發來的電旨，命他立刻折返回去處理此案，等“地方一律安清再來京”。

等張之洞處理完沙市事件，百日維新已進入暗流涌動的高潮階段。9月21日，慈禧發動政變，軟禁光緒帝于西苑瀛臺，抓捕維新黨人，并以光緒帝的名義宣布再次“訓政”。

在那個時代，入閣拜相、進入帝國中樞，是每一個進入仕途的儒生事業的最高目標。以“安邦治國”為己任的張之洞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絕入京呢？

1895年，張之洞與美籍友人合影

“一枝一節之事”

這不是張之洞在湖廣總督任上第一次“婉拒”進京。

早在1898年戊戌變法前，朝中有關召張之洞入閣的呼聲就很高。但在給好友、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電報里，張之洞坦露自己內心的想法：自覺在京“無益于時局”，寧愿呆在湖北把“一枝一節之事”辦好。

此時，他已在湖北第九個年頭。1889年調任兩湖以來，這位“洋務新秀”在湖北轟轟烈烈地推動新政，辦洋務企業、開新式學堂、開礦、操練新軍、籌建新鐵路。這些新事業的攤子，有的剛開了個頭，有的正在半道中。

自1889年從兩廣總督調補湖廣總督，到1907年9月赴京入參軍機，張之洞在湖北整整18年，其間只有兩次因代劉坤一署理兩江總督之職而短暫離開過武漢。 

18年深耕于湖北，這在封疆大吏調動頻繁的清代是絕無僅有的。這位對清末政局有著重大影響的政治家，以湖北武漢為自己的施政舞臺，展開了一名儒生治國安邦的人生抱負，披荊斬棘、銳意進取，以全方位的近代追求創制了堪稱典范的區域現代化模式，并逐漸取代李鴻章，成為后來居上的中國早期現代化開拓者。

從50歲到70歲，正是一名政治家經驗成熟的年紀。湖北武漢之于張之洞，張之洞之于湖北武漢，堪稱濃墨重彩的歷史際遇。

1909年在京中主持中樞時，張之洞在病中回顧自己在湖北推行的一系列新政，也頗為自負：“余歷任兩湖，于軍、政、學務頗立基礎，其一切辦理新政有得有失，雖不免有虛耗度支之舉，而耿耿寸衷，實堪自問?！?/p>

從“青牛角”到洋務殿軍

張之洞，字孝達，號香濤，祖籍直隸南皮，因為他出任過總督，故人也呼之為“張香帥”。1837年（道光十七年）9月2日，他誕于貴州興義府官舍，是知府張锳的第四子。張之洞祖上四代做的都是知縣一類的中下層官職。其父張锳舉人出身，以“大挑”入黔補任知縣，做過縣官、知府等，以廉潔、善聽訟、嚴治盜等在地方有清名。

張之洞很有點像中國傳統戲文里“春風得意馬蹄疾”的大男主，13歲應童生試即摘得第一，15歲榮登解元（順天府鄉試第一），26歲會試高中一等第一，隨后殿試被慈禧欽點為探花。如果不是其間為父守孝，以及因族兄張之萬出任科考官而回避?？紨的?，這份金榜題名的紀錄也許還可以更奪目一些。少年張之洞在科場上的順風順水，引來世人艷羨的目光，當時社會上流傳著“近日科名之早者，盛推南皮張香濤”一語。

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后，大清帝國步入最后一個“中興時代”。一是湘淮勢力崛起，成功剿滅太平天國、捻軍和回民叛亂；二是恭親王奕?領班總理衙門和軍機處，清廷和西方列強的關系進入相對緩和期；三是以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實力派開始推行“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

其間，身為翰林的張之洞在京城過著“清流雅望”的悠閑生活。他常常與潘祖蔭、王懿榮、吳大激、陳寶琛、李慈銘、王闿運等京師“詞流名彥”往來唱和，踏青登高，訪先賢，尋故址，品藻人物，縱論古今。他和“清流黨”的另一位健將、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關系最為親厚，兩人一同成為中堅，被戲稱為兩只“青牛角”。 

“清流”原喻指德行高潔、勇于言事的有名望的士大夫。1870年代，當時的軍機大臣李鴻藻因為軍機處的洋務派占了多數，感到力單勢孤，于是聚攏一批御史和翰林在自己周圍，以壯聲勢。這些“臺諫詞垣”標榜風節，上書言事，評議時政，以經世匡時為己任，時有“清流黨”之稱。他們有不畏權貴、不計禍福、敢于犯顏直諫的風骨，但也有好為空言、不識時務的一面，共同的特點是政治上偏保守，主張對外強硬。

當時朝中正是“兩宮垂簾，親王議政”的權力格局，慈禧一邊重用李鴻章等洋務派以推行“自強、求富”路線。另一方面，為了防止洋務派一派“坐大”，她也常利用清流黨來牽制、打壓恭親王奕?和李鴻章等人。

在李鴻章、恭親王奕?這些手握實權的躬身入局者眼中，這些個清流黨就是好清談、在局外空指手畫腳的“誤國書生”。李鴻章在暮年曾憤激地說：“言官制度最足壞事。此輩皆少年新進，毫不更事，亦不考究國家利害，但信口開河，藉此以出露頭角；而國家大事，已為之阻撓不少。天下事，為之而后難，行之而后知。有許多言官，遇事彈糾，放言高論，后來放了外任，負到實在事責，從前芒角，立時收斂?！边@番忿言的末一句，針對的正是張之洞。

在京城做“清流”期間，張之洞通過平反“四川東鄉冤案”、“庚辰午門案”、“修正伊犁條約”等幾件大事，名聲大噪，并贏得慈禧對他的賞識和信任。他一生宦途的際遇和轉折，都和慈禧有著莫大關聯。

1871年，新疆發生回民起義，沙俄借機占據了伊犁、烏魯木齊等九座城。1876年，左宗棠率軍西征平亂，成功收復了除俄占伊犁以外的全部領土。清政府于是派崇厚為全權大臣，出使俄國，談判收回伊犁等九城。但崇厚在未得到總理衙門許可的情形下，擅自做主與俄羅斯簽訂《里瓦幾亞條約》，把伊犁周邊大片土地割讓給了俄國，也就是把左宗棠辛苦打仗奪回來的領土全都賣了出去。

消息傳到北京，朝野嘩然，“改約”的呼聲四起。只有李鴻章一人對“改約”持反對意見——理由是“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給予全權便宜行事之諭，不可謂無立約定議之權。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

但李鴻章也有自己的“私心”。當時，清廷有“海防與塞防之爭”的大論戰，李鴻章是持海防論調者。在國力羸弱、資源有限的情況下，他希望朝廷放棄塞防，把國防重心放到他一手籌建的北洋水師上。

1900年，李鴻章在天津

在清流黨人的抨擊反對聲中，張之洞是最認真的一個，他隨后上呈《熟權俄約利害折》，陳述《伊犁條約》之大害，以及如何爭取“改議”的對策。他還對李鴻章進行了一番旁敲側擊——說他高勛重寄，每年花幾百萬兩銀子造槍炮、養淮軍，不正是為了今日一時之用么。如果不能一戰，要這樣的重臣何用？

這份折子顯然觸動了兩宮皇太后的心。她們隨后單獨召見他面詢對策，并下令，讓他隨時可以到總理衙門獻議，以備咨詢；將崇厚革職下獄，定斬監候，并派出曾國藩之子、駐英使臣曾紀澤赴俄重議條約。最終，曾紀澤代表清政府與俄國重修條約，為大清爭取回來部分被割讓的領土，挽回了利權。

在清廷和俄國為改約交涉的一年中，張之洞前前后后上了二十多道折子，陳利弊得失，建言獻策?？陀^地說，這些獻策大多只是書生意氣的空談闊論，但是張之洞對朝廷和國事的忠心和用心，贏得了慈禧對他的青眼。很快，他由一名六品翰林成為二品的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成為京城高等官員中的一份子。

如果止步于此，張之洞很可能就是李鴻藻、翁同龢一類的清流人物，以學識、清望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