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夜人馬克斯·韋伯 | 封面人物

馬克斯·韋伯（1864年4月21日-1920年6月14日）

流感和巨人之死

1920年，慕尼黑的春天來得格外地遲。至5月下旬，天氣依然陰冷，經常下著小雨。馬克斯·韋伯開始咽喉沙啞，癥狀持續了三天，似乎有所緩解，他又開始和一位女性朋友坐在花園里閑聊。第二天早上，他開始發高燒。醫生的診斷結果是支氣管炎，認為是他講課過度勞累造成的。

自1918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戰已到后期，一場被后來的歷史學家命名為“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病在軍營以及往來于歐洲大陸和美洲的船只中蔓延，并在數周內傳遍世界各地。據最保守的估計，病毒掠去的人數高達兩千余萬人，遠超“一戰”的總死亡人數。

發燒到第二周，韋伯的病情似乎有了好轉。但到周三，他開始出現輕度的譫妄和幻覺。周四，他開始向醫生強調自己身體已經康復，但有人聽到他在哼唱著一首有關死亡和墳墓的曲子。

他躺在病榻上，抱怨自己的心跳越來越慢，腦子越來越小，“我下一周還要講課呢?！焙屠_他過去二十多年的疾患相比，這次得病的情形更嚴重?！澳菚r我還能思考，我還能與全能的上帝斗爭。祂不能用疾病來強迫我。噢，如果這次我得的真是肺炎，那么，我就可以清算自己生命的資產負債表了?！?/p>

他咳嗽得越來越嚴重，高燒不退，譫妄癥更嚴重了，不斷地出現幻覺。其間，他以一種神秘的口吻莊重地宣告：“真理就是真理?！贬t生們想著辦法把韋伯從死神那里拉回來，他氣息奄奄地說：“不要再煩惱了，那樣于事無補?！?/p>

6月14日當晚，韋伯完成了最后一次艱難的呼吸，安靜地閉上了雙眼。

在現代學術思想史上，韋伯擁有一串長長的頭銜和名號：現代社會學的三大奠基者之一、公共行政學的創始人、法律社會學和宗教社會學的開創者、比較文化研究先驅……他所研究的領域極為廣泛，橫跨政治、經濟、法律、歷史、宗教、哲學和音樂，是一位真正“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一百年過去，馬克斯·韋伯仍被公認為對現代世界產生深遠影響的思想家。

馬克斯·韋伯（左）與弟弟們合影

韋伯家的男孩：在知識與信仰之間

1864年4月21日，馬克斯·韋伯出生在德國中部一個名叫愛爾福特的小城。

他是老馬克斯·韋伯和海倫娜的長子。老韋伯來自德國西部的一個亞麻商和紡織廠主的家族，是一名訓練有素的律師，并投身政治。1869年，他帶著一家人遷居到普魯斯王國的首都柏林。在柏林，老韋伯是一位活躍的政治人物，他屬于右翼自由黨，在市議會、普魯士邦議會和帝國新國會都有席位。

母親海倫娜是那個時代典型的資產階級中上階層家庭主婦，忙于操持家務，養育一個接著一個出生的孩子，還要圍繞著丈夫的種種生活和社交需要忙碌，常常到“一到晚上就暈?！钡牡夭?。

海倫娜是一位非常虔誠的新教基督徒，富有同情心和人道主義關懷，總是竭盡所能為陷于窮苦境地的人們提供幫助和救濟。但是老韋伯對妻子的精神世界和宗教關切既不關心，也沒有興趣深入了解。他整日忙于他的政治事業和社交，周旋于各種會議，為競選而奔波?；氐郊抑?，他總認為自己是家庭的核心，理所當然地享有妻子的愛、順從和服侍的舒適。

這一對夫妻在婚姻中日漸隔閡，在很多社會問題的看法上有分歧，情感上也越來越疏遠。相比父親，韋伯和母親的感情更為親近，海倫娜常常親密地稱呼他為“我的長女”。日漸長大的韋伯日益同情母親在家中的處境，對父親的自我中心、專橫越來越不滿。

在柏林，老韋伯家是重要的政界社交場所——往來的有政府官員、外交官和學術界知名人士，包括狄爾泰、施密特、西貝尓等當時德國思想界的扛鼎人物。

耳濡目染之中，韋伯家的男孩子們也因此早早地對德國當時的議會、政黨議題、政治人物有了很多認識和了解，尤其是大名鼎鼎的“鐵血宰相”俾斯麥。當時俾斯麥正在雄心勃勃地推動德意志統一，確立德國在歐洲的霸權。

韋伯幼年時從一次腦膜炎中僥幸存活下來，故身體一直十分贏弱。他很早就展露出在智識上的興趣，13歲時寫過論及德國歷史發展和德皇、教皇地位的歷史論文。

這是一個有點自負的少年，對學校里的老師缺乏衷心的尊崇，對同學們的“低下”品味也很有些看不上。在當時給就讀于柏林大學的表兄的信里，14歲的韋伯對西方歷史上備受推崇的古羅馬政治家、演說家西塞羅大發微詞，認為他不過是一個玩弄措辭的文人、一個低劣的政治家、一個沒有責任感的演講者。他認為西塞羅真正該做的事，是用武力消除政治陰謀，而不是向羅馬元老院發表高談闊論的三次著名的演說。

在回信中，年長六歲的表兄對這位自大的少年進行委婉地暗示：認為他不過是在拾人牙慧罷了。氣得韋伯寫了幾封長信，為自己申辯，強調這些見解都是源自他自己的思考。

隨著韋伯在智性上日漸成年，對信仰十分認真的海倫娜開始為這個早熟的長子隱隱擔心。她一直沒搞清他的信仰狀態——他和上帝之間到底是怎么一種關系？

他極為好學，但對信仰表現出淡漠和懷疑，明顯缺乏宗教熱情。當海倫娜有意無意地對少年韋伯施加信仰影響，他顯露出抗拒——他對布道書不感興趣，“我注意到，那種強有力的現實主義文體完全抓住了他，使他那么專心致志?！焙惸葥鷳n地感慨。

按當時歐洲的基督教傳統，幼兒出生后一個月時受洗禮，到13歲左右時受“堅信禮”，宣告對信仰的確證皈依。一個人只有被施堅信禮后，才能成為教會的正式教徒。

盡管缺乏宗教熱情，在智性上，少年韋伯很認真地對待了這項宗教儀式——他把希伯來文學習到能夠輕松閱讀《舊約》原文的程度。在堅信禮上，他所得到的啟示性經文是《新約·哥林多后書》中的一段內容——“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p>

“幾乎沒有任何其他圣經經文能夠更好表達支配這個孩子生活的律法了?！痹凇俄f伯傳》里，韋伯的遺孀、終生伴侶瑪麗安妮留下一句如此模凌兩可又耐人尋味的評論。

終其一生，韋伯在宗教信仰上表現出一種徘徊于父親和母親之間、兩頭不靠的情態。

信仰上的最后一躍，要求個人放棄理性。耽于理性的韋伯很清楚自己“欠缺宗教共鳴（religiously unmusical）”，無法做到像母親那樣沒有懷疑地投入到對上帝和神跡的虔信和順服。但是，他又做不到像父親那樣心滿意足于世俗的地位、成功和舒適享受，別無他求。

耐人尋味的是，韋伯終其一生把大量的學術精力投入到了宗教對人類行為和生活的影響的研究，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而在熟悉他為人和品格的同事、友人眼中，他對工作的嚴肅態度和奉獻精神，舉止中的莊重與情操，以及言談中所具有的力量與洞見，都表現出強烈的宗教傾向。

  1882年，18歲的韋伯進入海德堡大學學習，延續父親的道路攻讀法律專業。這是德國最古老的精英學府，出過黑格爾、費爾巴哈等一批西方思想學術巨子。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