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日本“與災害共生”的文化觀察

在疫情下，日本的櫻花開了。

對災害認識的轉變

新冠病毒的突然暴發與流行有著強烈的“自然災害”的特征。對于“災害”，人們并不陌生，社會科學家將其特征歸納為：（1）突發性；（2）社會出現混亂；（3）非常規的應對舉措；（4）人們由此獲得全新的生活體驗；（5）此前的價值觀遭遇危機。因此，災害往往又被看作是“解剖社會、揭示社會本質的機會”（大矢根淳等編：《災害與社會1：災害社會學導論》，商務印書館，2017年）。這些說法不難理解，它們正是世界各地的人們曾經或此刻正在經歷的事實。問題是，我們從災害中看到了怎樣的社會？日本是當今世界少數災害頻繁暴發的國家之一，它在對抗災害時形成了異常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形成了自己的“災害文化”。這給我們觀察日本社會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窗口。

在今天的日本，學者們一般會用“復合型災害”這個說法來描述災害的屬性，意思是說，災害包含著作為自然災害的“天災”和作為人禍的“人災”兩個側面?！疤鞛摹本哂胁豢煽?、宿命性的一面，“人禍”則是人們應對災難時無可回避的責任。顯然，“人禍”或者“人災”有著指向特定對象的道德批判和責任追究的屬性。災害在發生過程中以及發生后，學者們會盯著災害過程中的“人災”的側面進行剖析和批判，目的當然是吸取教訓，以建構更好的應對災害的模式。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東日本大震災”后，災區和救援措施應對井然有序，獲得了全世界的贊譽。其實，日本國民之所以舉止有方，與他們對此前災害的反復檢討、從中學習經驗有著直接的關系。

那么，在日本，災害必然有的“人禍”側面究竟屬于誰的責任？在這一點上，我們容易看到日本應對災害時的深層觀念與行動原則。這個原則就是將“人禍”最小化，它建立在與災害共生、救災責任分散與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則之上。這些關于災害文化的觀念與行動模式相互交織在一起，相互支持，形成了整體性的應對模式。

當然，由于日本并非是這一次新型冠狀病毒最初的暴發地區，這讓它能夠相對從容地面對疫病的到來，采取與實際情況相對應的舉措，而其核心意圖就是“人禍”的最小化。這種意圖在2020年2月25日頒布的《基本方針對策》中得到了法律上的規定，那就是將疫病對社會、經濟體系的沖擊降到最小。從災害文化或災害觀的角度來看，這種應對模式有著廣泛的社會共識：在災害面前人們并沒有“必勝”“人定勝天”的觀念。日本國民上下對災難的容忍度，有效防止了面對突發災害時的過度反應：驚慌失措，呼天搶地，搶劫暴亂，尋找替罪羊，這些都罕見于現代日本社會。這其中當然有一個認知的轉變過程：“天災”不可避免，“人禍”也不可避免。

有日本學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科學主義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