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不是“鐵公雞” 訪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所所長王志樂

慈善只是最后一環

南方周末：汶川地震之后，一條諷刺跨國公司都是捐款“鐵公雞”的短信迅速流傳，隨之引發了外企入華來最大的企業“社會責任”危機，您怎么看待這次“捐款門”事件？您長期觀察跨國公司，他們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實踐，究竟應該如何評價？

王志樂：首先要澄清一個概念，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傾向于使用“企業責任”，而不是企業的“社會責任”這個概念，前者包含了后者，同時還強調了“經濟責任”和“環境責任”。

經濟責任是為股東的利益負責，環境責任是為我們現在和將來的棲息地負責；社會責任也不僅僅是慈善事業，而是為所有利益相關者負責，這是國際通用的概念。

由此可見，向社會捐款是企業應該承擔的一項重要責任，但絕不是僅需如此。

南方周末：企業還需要向哪些利益相關者擔負社會責任？

王志樂：最直接的利益相關者就是員工，給他們提供好的福利、待遇，進一步地提供培訓和更多的發展機會。一家企業如果連員工的責任都盡不到，其他責任做得再多，都顯得很空。

然后是向上下游企業及其員工負責，比如家樂福這類大型連鎖超市，就應該利用強勢采購商身份，規范供應商遵守勞動法、實施環境保護等等。

接下來是向公司所在地的社區負責，我曾經調查過一家跨國化工企業巴斯夫，他們的做法是在建廠時與周邊居民充分溝通，讓他們了解潛在風險和應對措施。

預先溝通的好處是什么？舉一個反例，重慶“井噴”事故時一部分工人逃走了，反而是兼職工人和附近村民中毒比例更大，因為他們實在不知道當時的狀況意味著什么，結果沒能及時離開，釀成慘劇。

所以，我認為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應該從員工責任開始，然后是上下游，最后是周邊社區和慈善事業，這是一個不斷擴大的責任圈。

南方周末：在您看來，相對國內企業，跨國公司更重視員工、上下游、社區這些環節，做得也更好？

王志樂：無論在哪一方面，跨國公司目前都還是領先者。當然我所指的是著名的百年老店或世界品牌。

比如，新勞動合同法執行后，我接觸的絕大多數跨國公司都說對他們影響不大，因為原來就是這么做的，并且以此延伸要求上下游企業。

該調整的是我們

南方周末：跨國公司此次遭遇“捐款門”，似乎不僅因為對“社會責任”解讀不同，也源于慈善理念的差異？

王志樂：根據后來的調查統計，絕大多數跨國企業都根據各自公司的情況或多或少、或先或后地做出了捐助。但一方面，跨國公司需要考慮母公司股東的利益，這是國內所不熟悉的；另一方面，西方的慈善理念是做而不宣，國內則喜歡做排行榜，結果造成捐款門。

南方周末：這是否是跨國公司在中國履行企業責任時碰到的一個困惑和沖突？他們是如何解決的？
王志樂：有的公司迅速做出了調整，利樂總公司當時一共撥款3000萬美元，計劃1500萬元救助緬甸風災，1500萬元救助中國地震，在緬甸沒有對外公布，但選擇了在中國公布。

也有一些公司，原來的程序是捐款給美國紅十字會，由專業機構決定如何救助，現在選擇直接捐助給中國紅十字會。

更多的企業則由于總部批復捐款的速度較慢，金額相對不多，或沒有及時公布，成為“鐵公雞”，所以他們會叫冤。

南方周末：他們應該如何調整，來適應這個沖突？

王志樂：我想首先應該我們自己要審視和理解這種不同的慈善理念，甚至改變。中國不是自古就提倡“做好事不留名”，其實中西方差異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大。

南方周末：此外呢，是否還有其他困惑和沖突？

王志樂：某公司 “賄賂門”事件，就是類似的情況。

跨國公司都有嚴格的招待費用標準，一頓飯不能超過200元，一年不能重復請一個人吃飯等等，更不要說賄賂了，但中國雇員操作的時候可能就按中國的潛規則去辦了，辦成了雙方標準。

客觀地說，如果跨國公司辯解說這是當地雇員做的，這樣不對，因為你需要對自己的雇員負責；但我們簡單地批評跨國公司雙重標準，也有不公平之處，標準的執行者畢竟在人。

更實際的情況是，母公司和分公司的標準正在越來越一致。沃爾瑪在美國也被批評建“中國血汗工廠”，2002年開始就在深圳成立了采購中心，把社會責任嚴格規范到供應商。

南方周末：無論是慈善理念差異，還是潛規則的不同，您都覺得他們應該堅持既有的原則？不應該去調整和適應？

王志樂：當然要堅持，誰靠攏，就批評誰。實際情況也是，靠攏了反而挨罵，說“雙重標準”。

責任是一種軟競爭力

南方周末：雖然跨國公司同樣存在各種問題，但平心而論他們在企業責任的理念和實踐上都優過中國企業，是否因為企業責任與工業化發展程度成正比？

王志樂：當然，他們的責任意識絕不是天生的。工業化初期的美歐企業在員工福利和環境保護上，遠差過今天的國內企業。但隨著文明的進步和生產力提高，NGO在推動、媒體要監督、民眾不停運動，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一些國家的政府和企業終于在壓力下意識到企業責任的重要性。

企業責任真正成為全球潮流是由1992年冷戰結束后的全球化進程推動的。全球化市場的形成帶來新的動力——想去其他國家掙錢嗎？那么承擔責任吧，否則憑什么？

尤其是2000年聯合國倡導《全球契約》之后，幾乎每去一家跨國公司拜訪，都會給我一份《社會責任報告》或《環境責任報告》，潮流就這么變了。

南方周末：中國的企業責任意識在最近幾年發展迅猛，這其中的過程是怎樣的？

王志樂：最初只是社會學家在推行，但他們傾向于把社會責任等同于慈善事業，有些偏離方向，而綠色產品等則被部分政府官員認為是西方推行的“綠色壁壘”，進展緩慢。

直到2005年出現了一系列重大責任事故，煤礦、油田紛紛出事，甚至有一起影響惡劣的海外事故，再加上之前各方的推動和意識進步，終于在2006年的新公司法中加入了社會責任一條，也開始有公司撰寫責任報告。

南方周末：您的意識更為超前一些，您現在已經開始呼吁中國企業去海外發展也要從履行企業責任開始？

王志樂：今天的全球化市場，已經從一般的競爭上升到一種責任的競爭，企業責任就是一種軟競爭力。如果希望在海外發展，承擔企業責任是最起碼的。

中國學西方，第一階段發現硬件差距，開始引進技術和設備；第二階段開始意識到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性，開始“第二次提升”，現在應該及早看到軟競爭力，開始第三次提升。

否則，軟競爭力的不足可能將硬競爭力化為烏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