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如何變身風投?

地方政府引導基金開啟了一輪“造富神話”,扎堆投資熱門行業。

“基金+項目+園區”的一體化生態鏈,已成地方招商的標準配置和產業升級“核武器”。

“它試圖把政府和市場兩只手結合起來,產業規劃產業布局排在第一位、盈利在第二位,很難按照完全市場化的方式去考核。檢驗其投資績效,可能要若干年后才能有定論?!?br />
(本文首發于2020年7月16日《南方周末》)

責任編輯:顧策 助理編輯 溫翠玲

在南京舉行的2019年全球新能源汽車供應鏈創新大會上,博郡iV6新能源汽車出場亮相。2020年6月15日,南京博郡汽車宣布造車失敗。(ICphoto/圖)

2020年夏天,政府投資的企業故事一再成為輿論焦點。

合肥市政府被戲稱為“中國最牛風險投資機構”,收獲頗豐。但失敗的案例也比比皆是——從賽麟、博郡、拜騰等接二連三停擺的新能源車企,再到南京德科碼、成都格芯、陜西坤同等擱淺的半導體企業,皆有地方政府入股。

近年來,地方政府變身風險投資人,背后無非是招商競賽的升級。為吸引企業落地,地方政府通過地方融資平臺、產業引導基金等方式入股企業,“以基金撬動資本,以資本引入產業”。

“拿到政府投資,對企業來說肯定是好事,這些錢便宜、且有地方政策傾斜,但它破壞了市場規則,無法讓真正市場化的企業脫穎而出。政府成為風險投資人,豈非裁判員下場當起運動員?”一家金融類國企的研究院負責人錢進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他認為,風險投資意味著高風險和高回報,而政府投資用的是納稅人的錢,即使投資也應該投向醫療、教育等公共基礎設施、社會公共服務,而非汽車、手機、互聯網等市場充分競爭產業。

從1990年代初開始,地方政府就開始設立投融資平臺,以應對本地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融資需求,并嘗試投資企業。十年后,各類政府引導基金逐漸粉墨登場,扎堆投資熱門行業公司。

根據第三方機構清科研究中心的數據,截至2020年第一季度,中國已設立政府引導基金1729只,目標規模10.75萬億人民幣,已到位規模達4.67萬億人民幣。

如此規模的資金掌握在政府手中,效果如何?

合肥成與敗

1991年,上海開始設立中國第一個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上海市城市建設投資開發總公司,隨后各地開始效仿。

地方融資平臺,集融資、建設和經營、債務償還為一體,代替政府進行直接、間接融資,為地方政府解決了融資渠道少但又急需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難題。

這類地方投融資平臺,以城建開發公司、城市建設投資公司、城建資產公司等為代表,多采用國有獨資形式,其資金來源主要為公共設施收費、經營收入和財政資金等。在應對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金融危機期間,地方融資平臺作為活躍的投融資主體,獲得了快速發展。

作為“中國最牛風險投資機構”,合肥市迄今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個成功案例——入股合肥京東方,就是通過地方投融資平臺來完成的。

2008年10月,京東方(000725.SZ)與合肥市人民政府、合肥市建設投資控股(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肥建投”)、合肥鑫城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肥鑫城”)共同投資成立合肥京東方光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肥京東方”),建設一條第6代薄膜晶體管液晶顯示器件(TFT-LCD)生產線。

合肥建投的股東是合肥市國資委,合肥鑫城的股東則是合肥新站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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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吳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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