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團：懷念商玉生先生

商玉生先生（1939.9.24-2020.7.15）

當代中國民間公益創新發展的元老級、功勛級人物，原中國科學基金研究會秘書長商玉生先生，2020年7月1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商玉生是我國科學基金制創立和發展的見證人，也是最早致力中國公益行業自律制度建設的第一人，對中國公益行業帶來深刻影響。

在中國現代基金會和公益行業發展歷程中，早期眾多的第一，都歸功于商玉生先生。

他最早組建全國上百家自然科學基金會的聯合性社團——中國科學基金研究會；最早發起設立中國基金會行業發展的民間平臺---中國基金會與NPO信息網；最早將美國基金會發展理念和管理方法引進中國消化吸收；最早開發中國基金會與非營利組織領導人公信力系列培訓課堂；最早創建中國公益界第一家支持性組織——北京恩玖信息咨詢中心，倡導行業自律；最早推動以透明公益為宗旨的基金會行業平臺——基金會中心網的建立。

二十余年年來，他在公益行業公信力建設上的開拓實踐成為中國現代民間公益的一面旗幟，影響了幾代中國基金會和公益人。中國公益先驅，他當之無愧。

改革開放，重燃希望之火

商玉生先生享年81歲，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畢業于北大物理系。那個時代的大學生大都思想純正、熱血報國，商玉生是他們之中的佼佼者。他當初報考北大物理系滿懷科學救國的雄心壯志，畢業后入職中國科學院物理所，卻在之后的十多年間大部分精力被接連不斷的政治運動所占據。那個時代，科學研究不被重視，“白專道路”“資產階級臭老九”等帽子在科研人員頭上揮舞。商玉生先生科學報國的理想難以實現，在不激不隨的同時，他常常心有不甘，苦苦思索路在何方。

1978年3月，全國科學大會召開，“十年動亂”后終于迎來了“科學的春天”。撥亂反正之錨首先落在自然科學界。鄧小平在科學大會上作重要講話，指出“科學技術是生產力”，新中國的腦力勞動者、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摘掉了長期加在知識分子頭上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帽子，從思想上為中國科技發展掃清了障礙。當年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重新確定了黨的思想路線，高度評價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至此，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改革開放相互激蕩，觀念創新和實踐探索相互促進，思想引領、敢試敢闖、開放自信、破除積弊成為那個時代的最強音。這是偉大的歷史轉折。它重新點燃了商玉生先生心頭的希望之火。

參與科技體制改革，最早學習消化國際基金會理念做法

1985年,中共中央發布發布《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全面展開科技體制改革。第二年，國務院從科學院、國家科委和教育部三個部門抽調干部，組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設立該委員會就是為了借鑒國際經驗，試行科學基金制，對基礎研究和部分應用研究工作，將科研經費自上而下的逐級撥款改為科研人員課題申報方式，以真正解放科研生產力。這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改革開放政策指引下中國科技體制改革的重大舉措。

機遇屬于有準備的人。1986年，深諳科技撥款方式和人事體制弊病的商玉生先生接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調令，出任新組建的基金委辦公室宣傳調研處處長，后又任政策局宣傳調研處處長，從科研一線轉入科研管理與政策研究，這是他人生的重大轉型，也是他人生的重要機遇。他在學習調研中逐漸成為向國際基金會理念和做法學習、借鑒和消化吸收的最早的中國專家，也因此奠定了他后半生的事業——矢志不渝地倡導和實踐以行業自律建立基金會公信力的事業。

他的努力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贊許，認為他“效仿國際流行的‘基金制’方式，為推動科研經費撥款方式變革，改由科研人員申報課題等方式的改變、促進科學基金事業的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p>

搭建最早基金會聯合平臺，領悟基金會公益本質和民間屬性

改革開放結束了新中國閉關鎖國的歷史，當時的中國政要紛紛到海外考察。國外獨立于政府之外、建立于社會之中的基金會，讓所有考察者眼前一亮，精神為之一振。應該說，改革開放初期，最早最快奉行拿來主義的，就是模仿國際基金會。而走在思想解放前沿的中國自然科學界，自然成了基金會設立的主要場域。二十幾個部委司局紛紛成立科學基金會，中央開頭，各地聞風而動，一時間幾十個地方科技基金會建立起來，并且迅速發展到上百家。

這就是1988年9月國務院頒發《基金會管理辦法》的大背景。毫無疑義，政府興辦的科學基金會是中國現代公益的一個萌芽。

一個嶄新的基金會行業異軍突起，迫切需要指導、支持和管理。就在1988年，商玉生先生受命組建中國科學基金研究會，負責聯系上百家科技科學領域基金會的加盟，名為研究會的這個組織其實就是中國科學基金會的行業聯合會。1992年，這個組織正式注冊為全國一級社團，商玉生先生先后受命擔任副秘書長、秘書長負責實際運營工作直至退休。他還為此辭去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政策局政策處處長的職務，從國家事業單位身份轉為社團身份。

當時，盡管這些依托行政部門和事業單位設立的科學基金會，都按照1988年《基金會管理辦法》進行了正式注冊，但是基金會到底是做什么的，還沒有人能講清楚。不少政府官員當時之所以對基金會感興趣，其實一定程度上是把基金會當作國家財政之外的“錢袋子”。而商玉生先生通過閱讀大量國際文獻，結合境內外交流考察和實地調研，成為了最早領悟基金會公益本質和民間屬性的人之一。不過，他又十分清楚，中國眾多科學基金會全部緣起于政府部門，即便進行體制和機制改革，仍與政府脫不了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和國際上的基金會很不同。

如何認識中國國情、中國體制下的基金會特性？如何增強中國基金會的民間屬性，推動其內生動力的增長？如何認識、處理、協調基金會的民間自主性與政府指令性管控之間的沖突？如何推動基金會行業這個整體始終朝向正確方向？這種種難題，從此縈繞了商玉生先生的后半生。也正是不畏艱難、直面本質，在反復追問中不斷行動，又在不斷行動中反復追問，使商玉生先生成為了推動中國公益行業自律制度建設第一人。

推動基金會行業建設屢屢受挫，但仍堅定堅韌不遺余力

踏上公益之路的商玉生先生經歷了在自然科學界從未有過的風險和壓力。1988年，他還參與創建了中國最早的文化藝術類基金金——吳作人國際美術基金會；申報期間，歷經不可勝數的困難，他曾為此著文《永遠的痛》。他離開事業單位，辭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政策局政策處處長職務，出任中國科學基金研究會秘書長，滿懷激情推動基金會行業成長，卻屢屢受挫。

1990年和1993年，承德和北京香山兩次由民間發起召開的中國基金會行業交流會后，行業同仁籌備北京基金會聯合組織，1994年又籌備中華基金會聯合會，但是兩次努力都以失敗告終。還要不要繼續呢？當很多人停下腳步轉向其他時，商玉生先生卻不氣餒不張揚，繼續在自己可為的范圍內，堅韌地進行基金會行業建設，默默積累經驗和教訓。他將中國科學基金研究會視作實踐行業管理的平臺，不僅為上百家科學基金會的相互合作與共同發聲做協調，還在研究會內特別設立了地區基金會專業委員會和民間組織工作委員會。

從計劃體制走過來的商玉生先生深深懂得改革開放、思想解放的局面來之不易，也最能理解民間社會的需求，最為重視普通公民的自主意識和自立創新。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兩個身份——中國科學基金研究會秘書長和吳作人國際美術基金會秘書長——在體制內外穿梭，為民間基金會的空間拓展和發展壯大不遺余力。面對艱難曲折，他無比堅定：“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我們去照?！?/p>

他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要振興，只有黨和政府的奮力拉車是不夠的，一定還需要民間社會的廣泛響應和自主行動。而民間基金會，可以成為黨和政府與民間社會廣泛聯系的重要平臺。

倡辦民間公益行業支持平臺，完成從政府到非營利部門的轉型

1998年，深思熟慮的商玉生先生以中國科學基金研究會牽頭，邀請海外基金會專家，舉辦了連續四天的基金會公信力專題講座。四個專題分別是“基金會、非營利機構與法律”“基金會如何籌集基金”“基金的保值與增值”和“面向21世紀的基金會”。這是中國公益界首次組織的大規?；饡到y講座，出席者達200多人次，政府、企業、民間組織、社會名流都有參與。一石激起千層浪，基金會的理念、做法從此為一批人所知道和理解。

與此同時，商玉生先生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在政府背景的中國科學基金研究會平臺之外，創立一個能全面服務于全國基金會的民間平臺。1998年底，在他和徐永光的倡議下，13家公益慈善機構共同發起“中國基金會與NPO信息網”這個民間的公益行業虛擬平臺?！@個平臺后來正式注冊為“北京恩玖信息咨詢中心”（簡稱，恩玖中心）。

1999年，商玉生先生正式退休。2001年，他推動中國基金會與NPO信息網正式注冊為“北京恩玖信息咨詢中心”，并擔任創始理事長。至此，他完成了從政府到非營利部門的徹底轉型。這也成為他全力以赴、矢志不渝地推動中國基金會和整個公益行業發展的新起點。

為了民間公益的發展，商玉生先生做了長達十多年的準備，以往的工作都為他追求的夢想奠定了基礎。

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和中國科學基金研究會的經歷，造就了他嚴密的科學思維邏輯和實事求是、謹言慎行的工作作風；多年奔走于國內外基金會的調查研究，開拓了他的視野，啟迪了他的遠見；而在非營利部門半路出家、從頭學起、直面種種難題與挑戰，更是砥礪了他的志向，激發了他的勇氣。他厚積而薄發，提出并力推基金會乃至整個公益行業自律制度建設，這成為他留給中國公益界的一份沉甸甸的遺產。

引導民間公益向內看，把自律視作攸關行業生死存亡的頂層設計

自踏入公益界以來，商玉生先生接觸了大量不同年齡、不同崗位、不同專業的非營利組織從業者，結交了很多有理想、有修養的朋友，感受到促人向上、催人奮進的力量。這讓他更加理解社會為什么需要非營利部門，并對推動中國非營利部門的成長更增添了一份責任感和使命感。

他以恩玖中心為平臺，在兩條戰線上同時作戰：一是作為公益行業的支持性組織，以論壇、報告會、交流會、培訓等方式向社會普及公益理念，非營利部門的宗旨、工作方法和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二是作為從政府部門走出來的公益人，運用自己對政府和公益的理解，以坦誠的態度、理性的思考，與各個政府部門廣泛交流，推動他們矯正偏見，加深對非營利組織的正面理解。恩玖中心在當時是民間公益組織和政府的橋梁，得到了各界的廣泛認可。

恩玖中心最先倡導的公益行業自律和透明公開的理念，其實也是來自商玉生現實在1990年承德會議、1993年香山會議時產生的想法。在國內外非營利組織的實踐中，他覺察到了因非營利組織內部問題導致整個事業蒙受損失的諸多實例，病分析其問題產生的根源：

一是非營利部門并非一片凈土，其種種問題正是社會的反映，政府和企業部門會發生失靈，非營利部門也同樣；二是非營利部門自身能力不強，工作效率不高，空有理想卻沒有實操能力，就會讓社會失望，被各界詬病。

而非營利部門憑什么獲得捐款人和社會的信任？商玉生先生認為，是因為有公信力，而這份公信力的支點是公益精神。公益崇尚奉獻，是人們心中的凈土，對它有遠高于政府和企業部門的道德期許。非營利部門之所以獨特，有賴于此，公益事業的發展前途同樣有賴于此。丟掉了公益精神，失掉了公信力，非營利組織可以說一無所有。

針對民間非營利組織與政府互動中因處于被動地位而引發的牢騷滿腹，商玉生先生引導大家眼睛向內，檢視自己。他說：“如果我們沒有很強的能力，行業之間大家沒有溝通，彼此強化能力，怎么能勝任工作，憑什么去要求你的一席之地呢？只有通過自律強化我們的能力，才能去爭取到你應有的權利?！?/p>

由此，商玉生先生將非營利組織的高度自律視作攸關非營利組織和公益行業生死存亡的頂層設計。他領導恩玖中心消化吸收國際經驗，在中國率先制定了一整套行業自律標準，建立了一整套以公信力為核心的非營利部門能力建設方案，其中包括起草《中國非營利組織公信力標準》并輔之以系統培訓。幾年間，恩玖中心培育了上千公益人，行業影響力顯著；恩玖中心還聯合多家機構建立行業自律聯盟，發布行業自律公約，踐行《公益性NPO自律準則》，倡導公益行業從業人員以誠信、自律、謙遜和不斷學習進取為本，推動行業自律漸成為公益人的自覺要求和自我遵循。

民間公益行業自律的一系列行動獲得了政府在內的社會各界的認可，提升了非營利組織的社會地位，也加深了社會各界對社會部門的認識。

2005年，民政部召開中華慈善大會，恩玖中心進入六家協辦單位名冊，民間基金會的代表、希望工程創始人徐永光與時任民政部司長王振耀被同時任命為大會秘書長。

2006年1月，受時任上海浦東新區社會發展局局長馬伊里邀請，商玉生先生前往上海浦東新區注冊成立上海浦東非營利組織發展中心；該中心即為如今上海恩派社會創新發展中心（簡稱“恩派”）的前身。

2010年7月，基金會中心網正式啟動，此事件被評為當年“中國公民社會建設十大事件”之一、“中國社會建設十大新聞”之一。

一方面因為恩玖中心和其他眾多非營利組織的倡導和實踐，另一方面因為社會組織在2008年汶川抗震救災展示了不可小覷的能量和力量，而同時改革開放當中積累的大量社會問題也引發了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要解決這些社會問題，不能不重視社會部門、非營利組織和社會建設——民間公益慈善行業正式被納入黨和國家的政策視野。2016年，慈善法出臺，包括商玉生先生在內的幾代公益人的努力終于見到了一些實效。

晚年推動設立愛德傳一基金，為民間公益行業建設作最后重要貢獻

2016年后，商玉生先生備受病痛折磨，從公益行業退隱。但是，面對疾病，他依然樂觀豁達，并且始終對中國基金會、中國民間公益事業的發展念茲在茲；他堅持日常閱讀公開發表的一些行業報道、評論、研究，每每有故交、后輩前去探訪，所談及和交流的話題也總是離不開對中國基金會、中國民間公益事業的思考與期望。

而且，他依然努力地做一些推動工作。2017年，為紀念中國公益領路人朱傳一先生（1925-2015），搭建中國公益慈善思想文化平臺，抱病在床的商玉生先生與陳越光、顧曉今、黃浩明、呂朝、丘仲輝、徐永光、楊團聯合倡議發起設立“傳一基金”；同年8月31日，傳一基金以“愛德基金會傳一慈善文化基金”之名正式宣布成立，在商玉生先生的推薦下，吳作人國際美術基金會也成為了它的十家聯合發起機構之一。這是商玉生先生為中國民間公益行業建設作出的最后一項重要貢獻。

商玉生先生，安息吧

中國近代以來，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為國家興盛、人民權益不畏艱險、不計得失、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立德、立功、立言”，商玉生先生是他們之中的杰出代表。

商先生不激不隨不失赤子之心，為中國民間公益事業傾盡半生心血，他的公益精神、創新探索將和他的德行、實踐與成就一起，永遠鼓舞和激勵著后來人前赴后繼、奮勇行進。

商玉生先生，安息吧。

（來源：愛德傳一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