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年系列之四】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由來（結束篇）

中性政府賴以存在的政治和經濟基礎正在被一股股或明或暗的力量所蠶食，為了制衡它們，政府需要從尋求基于表現的合法性轉變為尋求基于表現的合法性和基于程序的合法性的結合，其實質是使民眾的參與更加制度化

本文連載至今，我收到許多讀者來信，有贊同和鼓勵的，但更多的是不贊成和指責謾罵。我感到有必要重申寫作本文的初衷。當開始思考中國三十年經濟增長的經驗時，我把中國放在世界歷史中考察——這里的“世界”不僅包括發達國家，而且還包括發展中國家。

一般而言，人總是更愿意和比自己生活得更好的人比較，此時難免要生出很多的不滿。然而，不要忘記，發達國家也經歷過和我們現在類似甚至比我們更糟的歷史（想一想《霧都孤兒》里描繪的倫敦吧）。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有美國等最發達國家的二十分之一強些，中國的GDP總量可望在2035年左右超過美國，但在人均收入方面，中國趕上美國遙遙無期。我們還只是一個剛剛邁入中低收入門檻的國家，還是一個窮國。

以這樣的眼光來看中國，我們就會發現，在過去三十年里我們比多數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做得更好。三十年的時間不算短了，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應該有這個自信，即中國所走的路，是一條正確的路。事實上，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近一百七十年的歷史，是世界由古代社會走向現代自由民主社會的一部分。西方也經歷過漫長的古代社會，只不過它早于我們覺醒，但也僅此而已。

由此也引出本文最后要討論的問題，即中國過去三十年高速經濟增長對中國未來的意義。過去三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得益于中國政府是一個中性政府。但是，種種跡象表明，中性政府賴以存在的政治和經濟基礎正在被一股股或明或暗的力量所蠶食，而這些力量又內生于過去三十年對維持中性政府做出了貢獻的種種努力。這些力量之所以能夠發展壯大起來，主要是由于我們的體制本身缺乏制衡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