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陳平原：我的寫作起點是潮安縣文化站

十年前，應復旦大學出版社“三十年集”叢書的邀約編自選集，很自然的，開篇就是恢復高考的故事。近日，因出版《陳平原研究資料集》的需要，我編“學術紀事”（1978—2020），也是從上大學說起。小引中提及：“初中畢業后，因政治原因無法繼續讀書，只好于1969年10月回原籍潮安縣磷溪公社旸山大隊插隊務農。山村生活八年多，除抽空念了兩年高中，大部分時間在旸山學校當民辦教師，真正種田的時間并不長。即便如此，也已深切體會‘耕讀’的艱難。一直到恢復高考，才得以離開山村，外出求學?！睂ξ覀冞@代人來說，談學術成長從上大學說起，有道理，但不甚準確。因為前面的故事還很長，只是不太美好，故常被有意無意地忽視了。

這些年接受各種采訪，多次談及我在鄉下的讀書生活，制約的因素包括父母職業、家庭藏書以及民辦教師的經歷。近日想起，還有一點不該抹殺，那就是與潮安縣文化館的聯系。起因是，前些天為著名畫家林豐俗(1939—2017)在潮州美術館的作品展撰序，注意到他1964年畢業于廣州美術學院，到懷集縣文化館任職，1975年調肇慶地區群眾藝術館，1981年方才轉入廣州美術學院國畫系任教。十六年粵西生活，除了創作《公社假日》《石谷新田》等一大批優秀作品，林先生應該還有培養業余作者的經歷，可惜他這方面的工作，在其歷年刊行畫冊以及這次畫展中，均沒有得到體現。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平原是廣東潮州人

1979年的陳平原一家。資料圖片

從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民眾教育館，到新中國成立后的文化館或群眾藝術館，這種推廣成人教育以及開展群眾文化活動的機構，是我們談論現代中國下層社會的思想啟蒙及文化生產時不該忽略的特殊組織形式。不同時期，因政策導向以及經濟實力，文化館的作用有大有小，但這條線始終沒斷?！拔母铩焙笃?，除了八個樣板戲，真的是百花凋零，文學則只有“魯迅走在‘金光大道’上”。這個時候，各地方文化館反而發揮了很大作用，不僅組織各種文藝匯演，還著力培養青年作者，顯得頗有聲勢。雖然只是配合政治宣傳，形式上也相當簡陋，但在當年，也算是荒原上一抹隱約的亮色。但凡“文革”后期開始文藝創作的，大都曾得到各地文化館的培養。這一滴水之恩，隨著時代急遽轉變，以及當事人上大學遠走高飛，或轉而從事專業創作，而被迅速遺忘。

我大概是1975年秋冬開始與潮安縣文化館建立聯系的，此前山村教書，獨學無友，孤陋寡聞，心里很郁悶。同樣熱愛文學的父親，帶我到那時在潮州開元寺里辦公的縣文化館，找他熟悉的作家曾慶雍（1926—2018），請他代為指教。曾老師1954年發表短篇小說《陳秋富當選人民代表》，被收入《全國青年文學創作選輯》；1956年參加中國作協文學講習所學習，1959年進潮安縣文化館工作，此后一直負責群眾文藝創作的輔導工作，一直到1986年離休。

曾老師很熱情，看了我的新詩及小說，也好好鼓勵了幾句，不過很快話鋒一轉，勸我學寫點曲藝。因為這是在縣文化館職權范圍內，有此需要，且可發表。家里收藏不少俄蘇文學的譯本，還有“文革”前出版的全套《詩刊》，我學寫新詩，不外依樣畫葫蘆。如今拋開普希金、馬雅可夫斯基，以及艾青、賀敬之等，開始興致勃勃地琢磨什么是曲藝。很可惜，手頭有的，只是“文革”期間各地刊行的各種演唱資料集，水平遠遠趕不上五十年代趙樹理等編《說說唱唱》。眼界如此之低，出手可想而知?？烧沁@些退而求其次的寫作，得到縣文化館諸君、尤其是曾慶雍老師的欣賞，得以陸續刊出，小小滿足我的文學夢。

高考制度恢復，我開始走南闖北，由學士、碩士、博士，而講師、副教授、教授，加上研究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當然明白自己當初寫作的拙劣。因此，離開家鄉后，我從不提及那些幼稚可笑的曲藝作品，也基本上把此事忘記了。直到三年前，在潮州圖書館工作的朋友，發來我當年在《潮安文藝》及潮安縣文化館編印的《演唱資料》上的五篇作品，我才如夢初醒。很慚愧，自己當年就這個水平——全都是配合現實政治，把口號改為韻文，或者揣摩形勢，胡編亂造，看不出任何才情，更談不上獨立思考與自由表達。

記得離開山村時，我對自己最初的發表還是很在意的，從集子里撕下來，且一一注明出處，妥為保存。四十多年后，想起文化館的故事，于是翻箱倒柜，終于讓其重見天日。自家藏本比朋友見到的還多了一倍，現按發表時間排列如下：

潮安縣文化館編印的《潮安文藝》（1978年6期），刊登了作者當年的習作。

1）《書記和我扛大石》（潮州方言快板），潮安縣文化館編印《演唱資料》第3期，1976年5月，封面畫“歡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

2）《田頭做戲》（方言歌），潮安縣文化館編印《演唱資料》第3期，1976年5月；

3）“的禾”歌（潮州方言韻白說唱），陳平原詞，陳思佳曲，《演唱資料》，1977年2月（“的禾”，潮州方言，即嗩吶）；

4）《山鄉人民學大寨》（唱詞），潮安縣文化館編印《演唱資料》第4期，1977年；

5）《如此工農兵》（相聲），潮安縣文化館編印《演唱資料》第5期，1977年6月10日；

6）《歌唱楊開慧》（唱詞），潮安縣文化館編印《演唱資料》第6期，1977年；

7）《工地慶祝會》（方言歌），潮安縣文化館編印《演唱資料》第6期，1977年；

8）《紅巾似火》（小潮?。?，作詞：陳平原；作曲：蔡聲桐；潮安縣文化館編印，單行本，1977年12月7日；

9）《紅巾似火》（小潮?。?，潮安縣文化館編印《潮安文藝》（一九七八年全縣業余文藝調演創作小戲選輯），1978年6月（此選輯收錄五個小潮劇，第一個就是《紅巾似火》）；

10）《公孫夜讀》（小演唱），汕頭地區文化局編印《文藝宣傳資料》，1977年6月。

潮安縣文化館編印的《演唱資料》（1977年4期），也刊登過作者的習作。

除了表彰革命（如《紅巾似火》寫1933年初夏鳳凰山上游擊隊），就是配合時事（如《公孫夜讀》唱的是學《毛選》第五卷），很不好笑的相聲《如此工農兵》因批判王洪文，得以入選廣東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刊行的曲藝集《徹底砸爛“四人幫”》。記得還有一篇小說，省城某雜志讓我看過校樣，因形勢變化，最后沒有發表——幸虧如此，否則更是后悔不迭。那個年頭，遠在天邊，不了解外面變幻莫測的風云，而又想配合形勢寫作，很容易落得如此結局。

回頭想想，作品是失敗的，可寫作的過程很愉快。比如撰寫小演唱《公孫夜讀》，那是我第一次參加汕頭地區文化局組織的考察活動，得以在全地區各縣到處游走，其機制類似改革開放后風行一時的“筆會”。更多的時候，是我到縣文化館拜訪曾慶雍老師，交稿并討教?？h文化館有食堂，碰到開飯時間，曾老師會熱情留飯，那是我鄉下生活的美好記憶，足以回味好些天。

回憶很美好，但也很殘忍。因為明擺著，那些作品一無是處。為了適應形勢爭取發表，我的文學觀念多有扭曲，趣味也大為敗壞。時代大風起處，除非定力深厚，其實很難抗拒的。若沒有判斷力，與其貿然進取，還不如停在原地，多讀書，養身體。鄉下那些年，寫作并沒有提升我的精神境界，相反，留下了一堆傷疤。幾年前，我說過：“我們那一代是從‘文革’中走過來的……進入大學后，我有一個‘嘔吐’的過程，在接受各種新思想的同時，不斷調整自己的立場。那一代人的成功與否，跟有沒有經歷過這個‘嘔吐’的過程有很大關系?！保▍⒁娛捿x《北大教授陳平原：下一代會比我們做得更好》，《財新周刊》2017年7月10日）說這段話，正是因看到朋友發來我“文革”后期的寫作。

把以前吸納的毒素吐出來，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我知道很多人舍不得，會盡量找理由，讓其合理化乃至神圣化。我則承認當初的猥瑣與懦弱——之所以迎合時勢，缺乏判斷力之外，還蘊含著世俗考慮。對于出身不太好的下鄉知青來說，恢復高考之前，能走出山村的，要不就是唱唱跳跳，要不就是寫寫畫畫。只有自家文藝才華得到上級主管部門的充分認可，才不會被卡下來。那種掙扎乏力、深恐老死山村的巨大陰影，是后人所難以想象的。

說白了，我的青春是“有悔”的，鄉下八年半，學習寫作走了不少彎路。幸虧家里藏書不少，中外名著的自由閱讀，打下了不錯的底子，因而上大學后能迅速調整姿態，跟上時代的步伐。至于沒能成為著名作家，怨不得潮安縣文化館，那是因為自己才華有限，俗話說的，“不是那塊料”。多年后回想，開元寺曾慶雍老師小屋里的縷縷茶香，還有眾多不著邊際的閑談，還是我鄉下生活難得的溫馨記憶。

大約二十年前，我到開元寺懷舊，除了禮佛，再就是想看看曾老師那間小屋。大致方位沒錯，記憶很清晰，只是物是人非，無法輕扣柴扉。走到菩提樹下，十幾位老人聚在一起講報，天南海北，煞是有趣。我干脆坐下來，不時會心笑笑。老人們有點警覺，相互使眼色，不做聲了。我怕打擾，只好起身離開。

其實他們不知道，我到這里，停下匆匆的腳步，只是為了重溫早年的文學夢想，還有那些蘊藏在文學夢背后的對于“天高任鳥飛”的期盼。

2020年7月29日于京東平谷客店

◎陳平原，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等，廣東潮州人。本文原題《文化館憶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