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村子里藏著六千年的中國

1982年春季的一天，山西汾陽杏花村村民開始農耕，翻地時挖出了許多陶片，引起了文物部門的關注。很快，吉林大學考古系教師陳冰白領銜的考古發掘小組來到杏花村，隨后由吉大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組成的考古隊對杏花村遺址進行更系統的發掘，通過分析，這一遺址上的堆積形成被確定為分屬仰韶、龍山、夏、商、周時期。在現場，考古隊出土了一種小口尖底甕，被認為是“釀酒發酵容器”，也是我國迄今最早的釀酒容器。六千年前，在杏花村一帶，先民們就開始了釀酒活動。

說到汾酒，每個杏花村人都會自豪地告訴你，汾酒是“國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杏花村出產的汾酒不僅是中國白酒產業的奠基者，是傳承中國白酒文化的火炬手、是中國白酒釀造技藝的教科書、是見證中國白酒發展歷史的活化石，還是中國歷史進程的見證者和參與者。

可以說，杏花村與汾酒，是中國文明的一抹胎記，二者緊密相連，也因此和整個中國的文明史緊密相連。從歷朝歷代的宮廷用酒，到中華民國的公務用酒，到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西柏坡、北京等各個時期的招待用酒，開國大典的國宴用酒，杏花村釀造的汾酒見證了中國歷史上的政權更迭，風云變幻。中國的歷史稱得上是一部浸泡在汾酒中的歷史，所謂“一杯杏花村，半部華夏史”。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

歷朝歷代，與汾酒結下不解之緣的君王數不勝數，譬如，在南北朝時期，汾酒作為宮廷御酒受到北齊武成帝的極力推崇，載入《二十四史·北齊書》。再譬如，武則天。在《全唐詩》中，收錄了武則天的兩首詩，都與酒有關，其中一首《游九龍潭》：山窗游玉女，澗戶對瓊峰。巖頂翔雙鳳，潭心倒九龍。酒中浮竹葉，杯上寫芙蓉。故驗家山賞，惟有風入松。

這是武則天與女兒太平公主一起游九龍潭時寫下的游樂詩，其中“酒中浮竹葉”一句指的就是從故鄉山西進貢來的名酒竹葉青。武則天家鄉山西文水，與杏花村近在咫尺。武則天從小就聽母親講起父親武士彟曾任主管“酒醴膳饈之政”的光祿寺大夫，而從小耳濡目染的武則天也深知酒在聯絡感情和社會交際中的政治效用。進宮后，武則天更是在酷愛飲酒的唐朝皇帝身邊練得一身好酒量，她尤其鐘愛家鄉的竹葉青酒。

竹葉青以汾酒為原料，十余種中藥材為輔料，再制而成。登上皇后大位后，武則天懷念家鄉酒的滋味，遂將故鄉名酒作為貢酒?！肮黍灱疑劫p，惟有風入松”，彼時貴為皇后的武則天身處政治漩渦的中心，像這樣閑適地容她飲美酒聽松濤的時刻并不多。浮沉一生的她，最終還是選擇飲盡，落杯，背對江山，這份慰藉來自家鄉熟悉的味道。

汾酒不僅是帝王的寵兒，更為文人墨客所鐘愛，李白、李商隱、杜甫等詩人都曾留下不少關于杏花村的詩句和記錄，自然，這些記載大多與酒有關，最著名的當屬婦孺皆知的杜牧《清明》：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在杜牧寫作《清明》的年代，杏花村里共有72間酒肆。不夸張地說，《清明》這一千古絕唱重新定義了杏花村，后世的杏花村人習慣把清明前后所降的春雨稱作“杏花雨”或稱“杏花春雨”，把杏花開放時節的春天稱作“杏花天”，把清明前后杏花開放時節的春風稱作“杏花風”，又把“杏花村”泛指賣酒處，把酒店前懸掛的賣酒幌子稱作“杏簾”?！靶踊ù謇锞迫缛薄疤幪幗诸^揭翠簾”，在杜牧的年代，這個沿途坐落72家酒肆的村莊酒香四溢。

但正如諸多后世的歸屬地之爭一樣，“杏花村”也未能幸免。盡管自《清明》誕生以來的一千多年里，不曾出現過爭議，詩中的“杏花村”就是汾陽杏花村。但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幾十個杏花村在全國遍地開花，一時間杏花村開始成為各地爭奪的對象。有研究者認為杏花村只是泛指，也有人根據地理歷史的研究認為，杜牧從未到過山西。目前，關于詩中杏花村所指，除了汾陽，其他兩個被頻繁提及的杏花村在安徽貴池和湖北麻城，各方各執一詞。

據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安介生、中國唐史學會副會長杜文玉、首都師范大學歷史學教授王永平、歷史學家呂世宏等人考證，杏花村就是汾陽杏花村，從杜牧的《樊川文集》我們得以窺見青年杜牧的軌跡。當年杜牧空懷壯志，從上黨（今長治一帶）北上并州（太原），再沿并州汾陽古道一路南下，途中作《并州道中》《清明》等詩篇。踏上汾州西河，恰逢蕭蕭春雨的清明，愁腸百結，感慨良多。有學者提出，杏花村這一地理符號在唐宋時期逐漸演變成了一種詩酒意象，而《清明》中的杏花村則是這種意象的濫觴。到了元代，羊羔酒出口英、法等國，酒瓶上貼的是杏花村商標，上刻一副題聯：“金蹬馬踏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p>

“參加紅軍人紛紛，革命同盟遍鄉村”

在今天杏花村鎮的東堡村里還保留著一座汾酒老作坊——原汾酒義泉泳公司的舊址。彼時的汾酒依然在見證歷史的更替，風云的變幻，它依然是中國白酒文化的代表，但與過去不同的是，伴隨著列強入侵，民族主義意識的覺醒和高揚，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汾酒第一次正式被冠以“國酒”的名號。

提出國酒這一概念的正是義泉泳公司的大掌柜楊得齡。擔任大掌柜后，楊得齡提出了“振興國酒，質優價廉，決不以劣貨欺世盜名”的口號，這意味著，汾酒人在中國第一次提出了“國酒”的概念。在日后，汾酒作為“國酒”的地位被一再確認。1924年，印度大詩人泰戈爾造訪山西，省長閻錫山特別用汾酒招待了他：“我們山西汾酒是省酒，也是國酒”。

汾酒作為國酒并非自吹自擂。1915年，楊得齡接到了去美國參加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的通知后，他和大東家王協卿商量認為，“海外當有杏花村”，這是一次難得的走出國門的機會。在歷時近十個月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汾酒獲頒象征最高榮譽的甲等大獎章，一時間汾酒味重歐美，聲遠宇內。

巴拿馬賽會甲等大獎章

天下大事，“喝”酒必“汾”，“汾”酒必“喝”，見證中國近現代民族解放是汾酒作為“國酒”的另一重意義。1905年，人在東京的孫中山舉汾酒盟誓成立同盟會：“今天我們用祖國的名酒共同舉杯，誓死推翻滿清腐朽帝制，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而奮斗不息?！?/p>

而杏花村汾酒與中國共產黨人的緣分亦尤為密切。據《周士第回憶錄》記載，1936年，由徐海東、程子華率領的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十五軍團就曾到過汾陽杏花村，在杏花村、冀村一帶宿營。

杏花村位于晉中平原，人口稠密，參謀長周士第看到這一情景，認為是宣傳抗日救國政策的好機會，當即安排宣傳隊、指導員和政治工作人員對群眾做宣傳工作?？吹郊t軍笑容可掬、紀律嚴明，當時就有青年主動報名參加紅軍。當晚，周士第就借住在杏花村晉裕公司造酒廠，老掌柜楊得齡特意拿出陳年老白汾酒，熱情款待周士第。酒至半酣，楊得齡把周士第帶到記載汾酒揚威巴拿馬萬國博覽會的石碑前，向他講述了杏花村的釀酒歷史。

當聽到杜牧的《清明》時，周士第不禁詩興勃發，以杜詩的原韻作了一首七絕，題為《參加紅軍》：參加紅軍人紛紛，倭寇國賊驚失魂?？谷障蠕h處處有，革命同盟遍鄉村。紅軍離開杏花村時，楊得齡特意將兩壇陳年老白汾酒遞給周士第，讓他轉交延安的首長，“要喝中國名酒，揍日本強盜”。

面對日本侵略，78歲高齡的楊得齡錚錚鐵骨，他特別作出了下述指示：“東洋貨百姓尚且抵制，國之名酒豈能為外敵所用？汾酒只可南銷，不許北運。萬不得已時，停工關廠?！?938年11月，太原被日軍攻陷，晉裕汾酒公司為躲避戰禍開始向后方轉移。楊得齡指示：“絕不讓一滴汾酒為敵所用！”抗戰期間，酒精是重要戰略物資。民國地方政府也將汾酒定位為抗戰用酒，并抽調兵士協助晉裕公司大量生產特制酒直至抗戰勝利。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開國大典的晚上，新中國第一次盛大國宴在北京飯店舉辦。在這場開國第一宴上，山西汾酒、竹葉青酒和紹興黃酒作為國宴用酒，被稱為“北汾南紹”。這是汾酒在新中國的第一個高光時刻。

當年7月，開國大典籌備委員會成立，由周恩來任主任，北平市委書記彭真任副主任。彭真批示：“要將國內外享有盛譽之汾酒運到北京，擺在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和開國大典的宴會上?！?月初，在警衛班戰士五天四夜的艱苦努力下，五百余斤汾酒分四批次運到北京，杏花村汾酒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首款國宴用酒。此后，汾酒也成為中央政府招待外賓的專用酒。

1951年7月8日上午，由當時的典禮局局長余心清主持草擬的《關于招待外國使節工作的改進辦法》呈送總理周恩來。當天下午，余心清就收到了周恩來的批示，其中有一條：“如需用烈性酒，則用汾酒?！?/p>

“杏花村里酒如泉，解放以來別有天”

1965年12月4日，郭沫若來到杏花村。郭沫若據傳為唐代山西汾陽王郭子儀的后代，在他的樂山舊居里，至今還掛著“汾陽世第”的黑底金字牌匾，他少年時代也曾在課本上自署“汾陽主人”。郭沫若在汾酒廠里參觀了汾酒、竹葉青酒生產流程的全過程，還在包裝車間里親自參加勞動，包裝汾酒。在酒廠為他接風的歡迎宴上，這位舊時“汾陽主人”揮毫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杏花村里酒如泉，解放以來別有天，白玉含香甜蜜蜜，紅霞成陣軟綿綿。折沖樽俎傳千里，締結盟書定萬年，相共舉杯酹汾水，騰為霖雨潤林田。

郭沫若《杏花村里酒如泉》

正如郭沫若寫的那樣，新中國的杏花村，解放以來別有天。1949年5月，太原稅務局接管汾陽杏花村公私合營義泉泳汾酒公司，將其和杏花村晉泉公酒廠、德厚成釀酒廠正式合并。6月1日，華北酒業專賣總公司山西汾陽杏花村地方國營汾酒廠正式掛牌，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地方國營名酒企業。20世紀五十年代初，當時的汾酒廠作為全國所有酒廠的一個特例，擁有直接給國務院打報告的權利。1951年，周恩來特批860萬元對汾酒廠生產規模進行擴建。

而在這之前，汾酒人其實已經創造過白酒企業史上的多個第一。譬如，晉裕汾酒有限公司在太原正式成立，其經營方式為：義泉泳（汾酒前身）供酒，晉裕公司經銷，經理由楊得齡擔任——這實際上是生產與銷售的第一次“分離”，成立專門的銷售公司，也意味著汾酒在朝著更加現代的企業管理邁進。

傳統的釀酒作坊都是“前店后坊”的銷售模式，但在楊得齡看來，這樣的模式顯然已和當時的社會經濟環境不匹配。所以在他的力推之下，汾酒建立了行業第一家“銷售公司”，并從此奠定了白酒現代銷售模式的雛形。標志性的一年是1924年，楊得齡高瞻遠矚，率先注冊了中國白酒業第一枚商標——高梁穗汾酒商標。在該商標最下面，還印有晉裕汾酒公司的“消費者熱線”：“電話二百七十一號”。在擁有商標、建立獨立的銷售公司同時，他還建立起完善的渠道網絡，一系列“現代管理模式”在汾酒逐漸成熟。

中國白酒業第一枚注冊商標  高粱穗

在汾酒的現代轉型歷史上，另一位不能不提的人物就是閻錫山。1918年2月6日，閻錫山以省長名義發出“訓令汾陽縣知事曉諭商民改良汾酒辦法”。訓令中提出改良汾酒的“五大措施”：1.酒瓶之裝飾，必須精美，始能受人歡迎；2.外運之包裝，必須堅固，始能輸送遠地；3.凡制造汾酒之戶，應將此次獎牌定為商標；4.并于中外新聞紙上廣為登錄，以資招徠；5.為保持永久信用，計須令制酒各戶互相聯絡，設立販賣總行……凡遇大宗輸出，概用總行名義交易。一轉移間，貨色整齊，不至摻雜，并可杜奸商假冒之弊。

在令文最后，閻錫山還特別強調：“望該知事實心實力，認真勸導，毋負本省長殷殷提倡之意?！边@是中國省一級政府扶持白酒業發展的最早文件，對山西白酒乃至中國白酒的發展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隨后，閻錫山提議成立“晉裕汾酒股份有限公司”，汾酒以此為起點和支點，進入了另一個更輝煌的時期。1919年，晉裕汾酒公司成立，義泉泳參股。這是中國白酒業的第一個現代股份制企業。

而如今，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楊得齡時代的老酒作坊已經發展為年營業額百億元以上的現代集團。如果今天游客來到中華名酒第一村的杏花村，會發現作為全國首批特色小鎮的杏花村宛如一個汾酒主題公園。

六千年的歷史在這里煥發新的生機，事實上，今天的杏花村已經成為全國重點鎮、國家特色景觀旅游古鎮。汾酒是國酒之源，清香之祖，文化之根，也是杏花村的魂。在汾酒文化博物館里，復古生產線和成品包裝線可以讓游客目睹汾酒的制作過程，品嘗最純正的汾酒佳釀。貪杯之余，也莫忘著名詞人喬羽的告誡：勸君莫到杏花村，此地有酒能醉人。我今來此偶夸量，入口三杯已銷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