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要有生命力,就是外來人、下層人有生存的方式”

“當時的支持者主張對茶館不要批評太多,隨著社會發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娛樂的設施越來越多了,茶館自然而然就會消亡。大家絕對沒有想到,到了21世紀,社會生活水平已經極大提高,在成都,茶館不但沒有減少,而且越來越多?!?br />
(本文首發于2020年8月20日《南方周末》)

責任編輯:邢人儼

街景圖(圖片來源:Beloit College Archives)

歷史學者王笛寫成都茶館時,想象如果有時間機器,能把他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后輩同鄉”送回1949年的一間街角小茶館里,他會告訴在場的茶客和堂倌,自己要為他們撰寫歷史。他猜想一定會引來哄堂大笑,他們會覺得他在說瘋話,用成都土話嘲笑他:“你莫得事做,還不如去洗煤炭?!?/p>

人們在茶館里聽評書、說歷史,津津樂道的都是帝王將相、英雄傳奇,素來沒有平民百姓的一席之地。但在王笛的眼中,他們是歷史舞臺上的主角。

王笛生長于成都,1980年代從四川大學歷史系畢業后任教,是當時中國史學界最年輕的副教授之一,早早出版了長江上游區域的社會史研究專著。1990年代,他留學美國,師從知名漢學家羅威廉。此后十年,王笛的研究風格發生了根本轉變:過去他以精英的眼光審視社會,后來他陸續研究了街頭文化、茶館、秘密社會組織袍哥和麻將,關注點轉向下層民眾。

傳統史學熱衷宏大的政治敘事,在中國尤其有臧否歷史人物、重視價值判斷的傳統。王笛認為這讓研究者變成了歷史審判者,“把過多的精力花費在對歷史事件和人物性質的判定上,強調是進步還是倒退,正確還是錯誤,革命還是反動,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等等?!?/p>

與此同時,整個西方史學界逐漸發生轉向,1980年代之后,關注普通人的新文化史和微觀史學漸成氣候。在近期出版的新作《顯微鏡下的成都》中,王笛把微觀歷史研究比作顯微鏡。他認為,我們所知道的歷史是不平衡的歷史,人們事無巨細地了解宮闈秘史,對占總人口99%以上的小人物卻一無所知,“他們每天也在創造歷史,只不過創造的方式不同罷了”。

“從20世紀初以來,就有一種反大眾文化的趨勢”

南方周末:你研究了2000年中國第一例麻將引起的法律糾紛,一位女士因麻將噪音報警,結果引發了關于麻將的大辯論。這里面存在兩種觀念,一方面麻將這樣的大眾娛樂在主流話語里沒有得到完全承認,另一方面大眾生活又確實需要它,你怎么看待這種撕裂?

王笛:對麻將的批評從晚清就開始了,晚清采取的對麻將的控制比之后的國民黨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清末完全禁止麻將,打麻將是犯罪,警察如果聽見哪家在打麻將,可以破門而入抓人的。到民國時期,倒沒有像晚清這么激烈,但是也不鼓勵,新生活運動提倡一種“衛生麻將”(即不賭錢的麻將)。

整個20世紀開始的現代化過程中,地方精英和官僚由于受到現代化思潮的影響,認為麻將是阻礙現代化的,屬于落后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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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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