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40年和它的世界500強

對于這一批深圳大公司來說,1988年是騰飛的起點。

他們對于現代公司治理與文化、商業模式的探索起到了開拓性的作用,并對它們的延續和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責任編輯:戴鳴

深圳平安金融中心是深圳第一高樓。 (IC photo/圖)

深圳的1988

1987年底,任正非和他的合作伙伴籌資2.1萬元在深圳的蛇口創立了華為。這一年最后一個月的第一天,深圳首次舉行了國有土地有償使用權拍賣。大約半年后,一位工人出身名叫馬明哲的33歲青年在深圳蛇口創立了中國平安。

這些公司在那時還不知道它們會成長成什么樣。但它們顯然都趕上了好時候。

在此三年前,馬明哲還是深圳蛇口工業區勞動人事處調配一組組長。他被派去接待聯合國勞工署考察團??疾靾F關于社會保障資金管理方式的異議,在馬明哲的腦子里第一次埋下“資金庫”保障制度的種子——它是全國最早的社?;痣r形。

機緣巧合,馬明哲很快被調到招商局社會保險公司。此時,香港地區的商業保險運作模式在合作中被提及,他萌生了成立一家新體制保險公司的想法。這個想法很快變成了書面材料,輾轉遞送到北京。因各方面的原因,馬明哲的申請被擱置。

馬明哲干脆北上面見主管部門領導,把他想做一家保險公司的想法和決心和盤托出。結果是,申請方案得到了當時中國人民銀行和國務院特區辦等部門的支持,并為此召開了專題研討會。

馬明哲的走訪起了作用。1988年3月21日,平安保險獲得了開辦的批文。一個月后,一家名為“深圳平安保險公司”的企業在深圳獲得了營業執照,標志著中國平安前身的正式誕生。

因此,馬明哲對于深圳蛇口有著特別的感情,他用“在競爭中求生存,在創新中求發展”來描述蛇口基因。他甚至坦言“蛇口基因能保存多久,平安未來就能走多遠”。

這一年,創辦華為的任正非準備搞通信,開啟了華為對通信設備的自主研發。這家公司通過高薪聘請年輕大學生的方式,填充華為的人才庫。從這一年起,任正非出任華為總裁。

還是這一年,38歲的郭臺銘帶領富士康開始投資中國大陸。作為專業生產3C產品和半導體設備的高新科技集團與全球第一大代工廠商,它的第一家大陸工廠落戶深圳。

1980年8月26日這天,被稱為“深圳生日”。中國平安的“司慶日”比“深圳生日”晚了近8年,但在隨后幾十年的時間里,它與華為、富士康和后來發展起來的騰訊等,伴隨著深圳的發展與變化,成為深圳這座城市發展變化的參與者和見證者。

對于這一批深圳大公司來說,1988年是騰飛的起點。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它也是中國經濟騰飛開始的重要時點。

企業家基因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他提到“要抓緊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步伐,力爭國民經濟更好地上一個新臺階”。同年10月,黨的十四大確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任正非和馬明哲等“創業者”從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中找到了方向。在這之后的幾十年發展歷程中,展現出他們的個性特征與企業家精神。

馬明哲是其中的典型之一。中國平安的發展過程中,處處體現著創始人馬明哲的個性和他所獨具的企業家精神與特質。

性格內斂的馬明哲經歷了那個時代創業者所經歷的不平凡之路。無論是壽險的起步、對深圳發展銀行的并購以及它與平安銀行的整合,還是保險公司的發展與升級,以及陸金所、平安好醫生、平安好車、金融壹賬通的創立,每一步,都體現著他對保險業和金融業發展的洞察力和判斷。

這與馬明哲喜歡吸收新知識不無關聯。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創業初期,在業務員騎著自行車、開著股東支援的舊面包車走街串巷開拓業務時,時任管理層的馬明哲則更加務實,他強調員工要加強學習。

深圳毗鄰香港,海外的經驗源源不斷地經香港流入內地,深圳是第一站。英語成為重要的工具。創立之初,平安創辦了內部刊物。在這些刊物上,開始的很多篇幅用在了英語學習的傳播上。通過內部刊物,馬明哲激勵員工學習。他自己也學。他把英語單詞記在小卡片上,每天帶著幾捆小卡片,有時間就拿出來讀一讀,背單詞。車上放著錄音機,開車時,他就播放練習英語聽力。

更重要的是,馬明哲有更開闊的視野,他常常親自出馬,為中國平安的發展爭取可能的機會和空間。

在保險領域建立起發展的壁壘后,根據市場的變化,馬明哲調整了中國平安的發展思路。他讓中國平安扮演了一個保險為主業、上下游為輔的綜合金融孵化航母的角色。中國平安像個投資者,它在上述領域內投資,不惜重金找到合適的人,再把投資的公司與中國平安融合,穩妥收入中國平安的囊中,并為中國平安的交叉銷售、行業互補與卡位競爭擺好陣略。這一點,歷數在中國平安各個板塊擔任過高管的全球復合型人才便可知一二。

華為的任正非則是另外一種風格。任正非中、小學就讀于貴州邊遠山區,從一家建筑工程學院畢業后進入建筑工程單位工作,之后做過技術員、工程師和副所長等等。創立華為后,他以低調樸實的風格,帶領華為埋頭搞研究,建立了一套嚴格的內部管理體系和激勵機制,在華為這家公司刻下了深刻的任正非基因。直至最近幾年,他的身影才頻繁出現在公眾眼前。

這也是從深圳起家的改革開放初期這一批企業家身上具有的特點。雖然不盡相同,各有特色,但無疑他們都敢闖敢干,有沖勁和韌勁,打破陳規,具有極強市場競爭意識和國際化視野,與各種力量博弈,爭取公司或股東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做出他們能做出的對公司最有利的決策,突出企業家精神,在公司文化中形成靈魂人物和絕對影響力的局面,這些都和務實肯干與勤勉密不可分,為深圳的開創性和跨越式發展注入了企業家基因。

但不可否認的是,因為特殊年代的出生和成長經歷,這一批企業身上,也凝聚了過多個人的性格特征和文化,從某種程度上講,它們也是一家公司發展的掣肘。

深圳最早一批大公司,是中國資本市場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參與力量與推動者。 (南方周末記者 周小玲/圖)

商業模式摸索與公司治理試驗

改革開放早期創立的那批公司,站在中國完善公司治理、接受公眾監督的起點上。很快,它們便成為中國資本市場建立和完善的重要參與力量與推動者。

1986年9月,中國工商銀行上海市信托投資公司靜安證券業務部率先對其代理的飛樂音響公司和延中實業公司的股票開展柜臺掛牌交易,標志著中國股票二級市場雛形的出現。四年后,上海和深圳兩地試點公開發行股票,有關股票發行和交易的管理辦法在兩地頒布,股票發行往制度約束方向轉變。

針對證券市場,鄧小平1992年曾指出,“證券、股市,這些東西究竟好不好,有沒有危險,是不是資本主義獨有的東西,社會主義能不能用?允許看,但要堅決地試”。緊接著,國務院證券委員會和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成立。股票公開發行試點由上海和深圳走向全國。

經過16年的發展,中國平安2004年在香港上市,創下當年香港最大宗IPO紀錄。

上市與否并非一家公司成功與否的唯一評判標準。無論上市與否,以中國平安和華為等為代表的大公司,它們在公司創建、商業模式探索和公司治理等方面給中國商業公司樹立了樣本和標桿。這些公司幾十年來從深圳起步走向全國、乃至走向全球所遇到的陣痛與成績,都具有參考和借鑒價值。

以中國平安為例,這家公司以保險為核心,建立競爭力的同時,又圍繞中國平安孵化、推動或者維持多個上市平臺,更好地為綜合金融的平安巨輪助力。比如,重組后維持上市地位的平安銀行;在美國上市的金融壹賬通;在香港上市的平安好醫生,以及集團旗下擬上市的公司,都是中國平安發展策略與國際布局的體現,內外部都建立起競爭的屏障。

在公司治理方面,這家公司在信息披露的詳盡與迅速方面為上市公司建立了樣板,這也是它管理透明性的一種表現。此外,在圍繞核心業務上下游建立生態體系方面,中國平安亦是開創者,為創業者和公司經營者提供了新的參考。如今,中國平安制定的金融與科技、金融與生態的發展戰略,更是成為保險行業與大金融行業的先行者和探索者。

華為則在內部推行了一套員工持股計劃,并依據這套計劃給予員工激勵。此外,華為一創立便注重人才的引進,保持著良好的人才梯隊建設,為華為的飛速發展做好準備。華為幾次大轉型的成功,與任正非主導的管理架構和人才供給策略不無關聯,這也是華為公司治理結構優化的結果。

無論華為、中國平安還是后來的騰訊等,這一批從深圳改革開放中建立發展起來的公司,一方面從全球特別是港澳為代表的商業公司的治理和運營中獲得經驗,另一方面也在市場摸索中建立起管理規范與風格。這些身兼創始人與企業家的管理者們,除了帶領公司取得了商業上的階段性成就,還對之后中國公司商業文化的建立和企業家精神的塑造產生深遠影響。

從一定程度上說,他們對于現代公司治理與文化、商業模式的探索起到了開拓性的作用,并對它們的延續和發展做出積極貢獻。當然,中國公司的現代化治理之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網絡編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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