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洪業先生的成就和遺憾

著名科學史家、中國科學院院史研究室原主任樊洪業。 （熊衛民/圖）

從私淑弟子到正式門生

雖然早就見過樊先生，對這位中國近現代科學技術史學科的泰斗很敬仰，但首次得到向他請教的機會，還是2002年的事。當時我碩士畢業不久，在科學時報社當記者兼編輯。不記得是為了給我負責編輯的版面約稿，還是為了推廣樊先生主編的《科學救國之夢——任鴻雋文存》一書，我得以第一次和他長談。他很支持我的工作。以后在報道中遇到難解的學術問題時，他也就成了我的請教對象之一。

2003年，我因為寫了一些尖銳報道而不得不離職。幸虧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時任所長劉鈍研究員收留我在該所做流動人員，后來又在那里念了博士研究生，畢業后正式留下來工作。因研究方向接近，我和樊先生的交往也就更深入了。我們彼此非常熟悉對方的文風和興趣點。記得有一次我用化名在某報發表了一篇很大膽的批評文章，第二天我有事去見他，他一見面就問我：“這篇文章是你寫的吧？”把我驚出一身冷汗。不久，我果然因此文而遇險。他和其他多位學界前輩一道，竭盡全力把我營救了出來。

2006年，湖南教育出版社請樊洪業先生主編“20世紀中國科學口述史”叢書。我成了這套書的作者之一，后來又忝列叢書編委。在樊先生的邀請和指導之下，我先后在此叢書中出版了5本著作、參與審讀了一些著作，和他的工作往來更頻繁了。

2010年，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從北京二環內搬到四環邊，和樊先生所在的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在一個院子里，僅隔十來米遠。我和他在同一個食堂吃飯，幾乎每次午餐我們都會在同一個桌子上邊吃邊聊，我也就成了與他交往最頻繁的晚輩之一。在耳濡目染之下、從他的言傳身教之中，我受益很多，一直以師事之。2012年，在他的生日宴上，我當眾提出要正式拜樊先生為師。他含笑同意。就這樣，我成了他的正式門生，而他對我，也就有了更高的要求、更多的關愛。

驚動高層的青年媒體人

在日復一日的談話中，樊先生和我探討的主要是學術問題或社會熱點問題，偶爾也會談及一些個人的事。2012年以來，我就劉亞光事件對他和他的一些朋友做過專門的訪談。2016年在他確診癌癥之后，我又請他專門談過自己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