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預報的中國“江湖”

編者按
10月28日剛剛結束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上，防震減災法（修訂草案）（下稱修訂草案）首次接受審議。地震預報問題成為焦點。要不要預報？能不能預報？誰有資格預報？最高立法機關民主立法，常委會委員坦陳己見。

地震到底能不能預報？這個領域的真實狀況是什么？中國的地震預報體系在如何運轉？

在防震減災法 （修訂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一審之際，南方周末記者廣泛采訪相關人士。記者發現，地震預報是一個學術堅守、學科尷尬、政治考量,甚或個人恩怨等等混雜的領域，而由此派生出的各級地震預報體系，也摻雜了權衡種種。

最根本的，這是一個基于尷尬的技術水準的尷尬的預報體系。

地震預報的難啊，難在即使搞地震預報的人他都不知道究竟難在什么地方，不搞地震預報的更不知道了。——中國工程院院士許紹燮

【一】汶川之后：地震局的艱難時刻
“我無可奈何，我非常想唐山地震的教訓不要再重演，現在不但重演了，而且比唐山地震還要厲害，我難受得很。”梅世蓉說。

汶川大地震當晚，國家地震局門前記者云集。 范繼文/圖

汶川大地震半年后，地震預報已經成為一個難解的話題。

80歲的梅世蓉，在主流地震學界被認為是中國地震預報的一號人物。汶川大地震之后，網上出現了頗有“文革”風味的一張制圖，畫面上，白發蒼蒼的梅世蓉正面半身，胸前掛牌，牌上有字：“7.285.12國難真兇千古罪人，梅世蓉”——梅世蓉三個字打了紅叉。

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回望唐山，梅世蓉為自己承擔了“漏報犯”的名頭而委屈和憤怒，她認為這是明顯的誤解，“任何一個從事預報的人，都想在此生哪怕報一個地震也好。”

再看汶川，其實早已退休的她與汶川地震預報并無干系，卻因為身為中國地震預報元老而再次擔了罪人名頭。“我無可奈何，我非常想唐山地震的教訓不要再重演，現在不但重演了，而且比唐山地震還要厲害，我難受得很。”

梅世蓉的經歷，或許是中國地震預報尷尬境地的一個縮影。

汶川地震后，中國地震局每天都舉行震情會商會的做法一直持續到9月22日。此前兩天，北京殘奧會剛剛結束。

國家汶川地震專家委員會的工作亦在10月中旬正式停止。汶川地震專家委員會成員張國民說，11個部門的30個專家已經回到自己原來的部門。

10月份，中國地震臺網中心首席預報員孫士钅宏正式退休，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退休的一刻，“壓力小了不少”。

記者接觸的大多數地震學者如梅世蓉般，不掩飾或多或少的沮喪。一些學者想起了32年前唐山大地震后的惡劣陣勢：聲言已經預報的研究者——汶川之后也已經出現了；各地頻繁報告的異常——汶川之后也注定會出現；以及公眾情緒——這個他們立刻就感受到了。稍好些的是，這次專家們不用擔心如唐山大地震時有被毆之虞。“網上的除了罵還是罵，我感覺我們應該被罵。”中國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陳學忠說，地震發生之后，有中國地震局的人員去商場買東西都不敢開發票，去醫院看病還被醫生責問。汶川地震剛發生那幾天，地震局的人挨罵多了，經驗也多了。“我們單位有個老太太，有個人問她為什么沒有報出來，她就一笑，惹火了人家。她要是不笑，給人家鞠個躬或者道個歉，再說說自己的困難，這樣大家反應就不一樣。這時候，一個動作，一個表情，就會起到很關鍵的作用。”“不管怎么罵，都可以理解。”陳學忠說，“科學的水平和民眾的期望之間差距非常大。他們不了解‘再怎么樣我也沒轍了’這種狀況。不管你多難，出了這么大的事，我們就應該低下頭來檢討。”

他同樣理解地震局系統扭轉公眾印象的努力，以及這背后虛弱的技術水準。這個虛弱，用院士許紹燮的話表述就是：地震預報的難啊，難在即使搞地震預報的人他都不知道究竟難在什么地方，不搞地震預報的更不知道了。

汶川地震后的余震預報也只能成為地震局“再怎么樣我也沒轍了”的注腳。就在5月19日發布成都余震預警的當晚，曾有眾多四川朋友給陳學忠打電話詢問。“放心回去，外面睡多不舒服。”他對朋友說，“凡是預報有地震，一般到最后都沒有。”事后果然如此。

今年8月，中國地震局召開大會，號召全系統總結反思，旨在“探索中國防震減災工作改革新模式”。在該局新近召開的“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動員大會”上，汶川地震的總結反思亦被列為重點。這看起來是一個頗為復雜的工程，中國地震局地震預測研究所研究員張國民說，要等到今年年底反思總結工作才會有一個初步結果。

南方周末記者廣泛采訪后發現，地震預報是一個學術堅守、學科尷尬、政治考量、甚或個人恩怨等等混雜的領域，有人為此付出了幾十年的光陰，然而身背惡名；有人力圖獨辟蹊徑，但被認為理論荒謬；也有人在探索中倍感希望渺茫，從此離開。而由此派生出的各級地震預報體系，也摻雜了權衡種種。最根本的，這是一個基于尷尬的技術水準的尷尬的預報體系。一切問題的關鍵，是地震預報水平的不過關——四十余年演進，甚或對到底要不要搞預報這樣的前提性問題，依然爭議頗大。

【二】當年勃興：“不搞出預報死不瞑目”

“總理召集地震系統的人開會，我也去了，總理說一定要搞出預報，現場好多人表態，不搞出預報死不瞑目。”許紹燮回憶。

審視中國的地震預報體系：中國地震預報在1966年邢臺地震中被最高層強調，于1976年海城地震中到達樂觀頂峰，幾個月后在唐山大地震中遭受重創，而后恢復元氣之時，再遇汶川。

1966年可以看做一個節點，那一年中國發生了著名的邢臺大地震，8000余人喪生，3.8萬余人受傷。有一位老人跟其時的總理周恩來說：“出現這么大的災害，能不能做到在震前給老百姓打個招呼呢？”

回望當年，正是那時的領袖激勵了許多人的“預報情結”，也讓他們從此歷盡榮辱悲歡。要“研究出地震發生的規律來”，周恩來對年輕的學者們說。在受鼓舞的人中，包括梅世蓉，從此她在該領域研究了四十多年。包括耿慶國，一位自言預測了此次汶川大地震的頗有爭議的人物。還有許紹燮，他如今是中國工程院院士。“總理召集地震系統的人開會，總理說一定要搞出預報，好多人表態，不搞出預報死不瞑目。”許紹燮回憶。

1966年，正是“文革”開始的日子，也正是從這一年開始，中國進入為期十年的強震活躍期。越來越多的學者無法研究本學科，地震研究卻頗有“顯學”之態。包括地質學家李四光，氣象學家竺可楨，石油系統的權威翁文波等都被抽調來搞地震。歷史學家們也不示弱，用找尋歷史地震的方式進行研究。

一些從邢臺地震總結出來的觀測方法開始應用，比如觀察巖石的形變、地電、地磁、水位及水氡等等。高層呼吁要“群測群防”，“專群結合，土洋結合”。群測點大都設在學校，由老師帶領一些同學，定時觀測，有的還自己研制土儀器，比如土地電、土地磁等等，有的將電極插在大樹上，接個電流表，觀測電流變化，稱其為“植物電”……地震部門的簡報文件上，對群眾路線的作用大為贊賞，大量宣傳“雞飛狗跳”、“老鼠搬家”可以預報地震。1973年氣象學家竺可楨在病榻上看到這類簡報，他寫了一段話：“僅憑這些，真能預報地震？如果可以，還要科學干什么。這些事傳到國外，是要被人傳為笑話的。”

不過地震預測的科學研究依然在快速前進，隨后幾年中國發生了多次7級以上大地震，激起了政治上更迫切的要求，國家地震局于1971年8月正式成立。大量震前異兆被收集起來，專業的觀測研究隊伍開展了二十多種檢測手段。一個規律被總結出來，即地震前會出現大量小震，而且小震活動遵循“密集&mda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