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猶聞巴蔓子
探訪巴蔓子墓，純屬偶然。
暑假攜兒回太太的老家，重慶市屬下的南川區，順便在重慶先玩了兩天。我們住在萬豪酒店，次日打車去一個兒童游樂場時，司機見我們是來旅游的，就順口說，旁邊有巴國將軍的墓哦！重慶話我聽不太利落，一搜索，原來叫巴蔓子墓。
據百度詞條，巴蔓子實際叫蔓子，巴是巴國的意思，只是習慣稱巴蔓子，其事跡大抵如是：他是戰國時巴國的將領，當時巴國發生內亂，他請楚國出兵救援，許諾割讓三座城池作為代價。事平后，楚使前來索城，他以為城不可付，而諾不可負，乃割頭以授楚使?？吹竭@個自刎以謝的結局，我就來了興趣。
下午回到酒店稍事休息，我就自己出來，依地圖導航，走了不足兩百米，就找到了巴蔓子墓。墓的入口處就在熱鬧的大街上，上方是“巴蔓子將軍墓”字樣，右上方有“重慶市文物保護單位”的牌子。往下約兩層，在一片封閉的地下空間內，就是墓的所在，其位置實際位于一座大廈的負二層。今存的墓碑只是民國年間重建的，有點寒傖，碑文題作“東周巴將軍蔓子之墓”——最下面的“墓”字已埋入地下，左邊則有四塊水泥筑成的詩碑，分別刻了四位清人詠蔓子的詩作。其中第四塊碑系巴縣知縣王爾鑒的詩：“穹窿哉，蔓子墓。渝城顛，石封固。多少王侯將相陵寢穴樵兒，獨此屹立兩江虹勢迥盤護。頭斷頭不斷，萬古須眉宛然見。城許城還存，年年春草青墓門。君不見，背弱主，降強主，斷主之頭獻其土。又不見，明奉君，暗通鄰，求和割地榮其身。惜哉不識蔓子墳！”此外就蕭然四壁，別無可觀了。
回廣州后查檢文獻，始知巴蔓子事的史源只有一個，即晉代常璩的《華陽國志》，原文見卷一《巴志》：“周之季世，巴國有亂，將軍蔓子請師于楚，許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國既寧，楚使請城。蔓子曰：‘籍楚之靈，克弭禍難，誠許楚王城。將吾頭往謝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頭授楚使。楚王嘆曰：‘使吾得臣若蔓子，用城何為！’乃以上卿之禮葬其頭。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标P于《華陽國志》一書，研治最深細的當數任乃強的《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其注釋有云：“巴蔓子事，盛傳至今。群書皆據《華陽國志》，不知常氏何據。由其文格，知其出于譙周《巴記》。云‘周之季世’，不及年度，亦民間傳說之言也。其事，當出于巴王已都閬中之后。江州以東地面，只留王族重臣鎮之。蔓子所鎮地近于楚。有叛亂時，為距巴都已遠，故緣世婚，求助于楚。其許楚三城，仍當請之于巴王。巴王不許，故蔓子以頭謝楚王也?！闭者@么說，巴蔓子的事近于傳說，實在若有若無之間。不過，巴蔓子的事跡即便在歷史層面未必真實，在社會心理層面總是真實的，也是深有內涵的。
那么，巴蔓子故事的內涵何在呢？為什么我會特別感興趣呢？
說起來已是有些年份的事了。那時我很偏重中國上古史方面，注意到那個時代很有殉名輕死的風氣，可說存在著一種日本式的“恥感文化”，故文獻所見自殺的例子異常的多；又因為本來對社會學頗為重視，亦熟知涂爾干的名著《自殺論》，故有意從社會學立場做一個《上古自殺考》的研究。以后一直陸續留意搜集材料，所知的個案大約已有二百多例——而略略查檢我的筆記，發現巴蔓子至少曾記下兩次，只是我沒有錢鍾書式的記憶力，且題目久已放下，在重慶時竟完全沒有印象了。
關于上古中國人的自殺問題，似無現成的研究，但至少有兩種間接的前驅性論著，一是梁啟超的《中國之武士道》，一是錢穆的《論春秋時代人之道德精神》。他們著眼的并非自殺問題，但皆以人為綱，包含了相當多自絕以殉道的事跡，梁著有近四十例，錢著也有十多例。不過，略檢兩著，皆不見巴蔓子之目，或者因《華陽國志》較晚出，又只是西南一隅的史地志，故為梁、錢所遺吧？而巴蔓子的故事顯然最切合梁、錢所論的主題：他之死，是“武士道”的，他之所以死，又是“道德精神”的。
巴蔓子故事讓我感興味的還有一點，是其行為所致的兩難處境：若遵守承諾割讓城池，則有負于巴王，損害了“國家利益”；若拒絕割讓城池違反承諾，則有負于楚王，違背了“國際信義”。二者必居其一，于是他惟有選擇違反承諾，而以一己之死謝罪。
英國思想家伯林有個見解：價值是多元的，同時也是矛盾的，不同價值在現實中往往無法并存。其《自由五論》有一段話：“……目的是相互沖撞的，人不可能擁有一切事物?！硐氲纳?，在其中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都不會喪失或犧牲，所有合理的(或者高尚的，要么就是合法的)愿望都能夠真正得到滿足，這樣一種觀念，這種經典的見解，不僅是烏托邦，而且是自相矛盾的。于是，選擇的需要，為著一些終極價值而犧牲另一些終極價值的需要，就成為人類困境的永久特征?！边@個意思，一言以蔽之，可謂之“價值沖突論”，雖未必多么深刻，但卻不可移易，而且適用于很多歷史情境。過去我曾借此解釋施瑯問題，解釋“國家統一”與“民族氣節”這兩種價值在施瑯身上的沖突?，F在我覺得，以此來解釋巴蔓子問題也極貼切：“國家利益”和“國際信義”都是絕頂重要的價值，也是無法相互取代的價值，但當他面對楚國使節的時候，這兩種價值顯然已無法兼得了。
我還想到兩個事例，可與巴蔓子作對照。一個是春秋時的大力士鉏麑。其事最早見于《左傳》宣公二年：“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辟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槐而死?！笔钦f晉靈公無道，大臣趙盾趙宣子進諫，靈公怒而譴鉏麑暗殺之，但鉏麑見趙盾忠公為民，不忍加害?！百\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殺害社稷之臣，是不忠于社稷；違反君主之命，是失信于君主。鉏麑面對的是“愛國”與“忠君”的價值沖突，公私之間，避無可避，遂慘烈地撞樹而死。
還有一個是明代的歌妓王翹兒。據明人梅鼎祚編著的《青泥蓮花記》卷三，王翹兒為海盜所虜，但深得匪首徐海寵愛，后來更力勸他降于官府，結果官府背信而殺降?！奥N兒既從永順酋長，去之錢唐。舟中輒悒悒不自得，嘆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而更屬一酋，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蓖趼N兒一方面覺得“我以國事誘殺之”，幫助官府誘降徐海，是出于公共的利益；一方面又覺得“明山遇我厚”，徐海對她言聽計從，實有私人的情義在。她思前想后，公私兩種價值的沖突無法消解，加上個人的結局亦不如意，故終于選擇了投水自沉。
鉏麑、巴蔓子、王翹兒的結局不約而同，其動人之處，當然在于他們的敢死。但他們的死所以顯出深刻意味，卻在于他們都陷入了無從自解的兩難處境，都陷入了絕對的價值沖突。不妨說，他們之選擇自殺，是在個人行為上具體而微地詮釋了“價值沖突論”，是由于對立的價值撕裂了他們的存在。
以上這些，就是我對巴蔓子故事的探究。應該說，我關注的重點所在，只限于巴蔓子作為故事的內涵。
至于巴蔓子身后的遺存，《華陽國志》記載楚王“以上卿之禮葬其頭”，而“巴國葬其身，亦以上卿禮”，上古茫昧，自然已無從稽考。宋代以后，四川、湖北皆有巴蔓子冢廟的記載，惟頗有歧異，亦難徵信。而重慶這個巴蔓子墓恐怕更為晚出，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劉琳《華陽國志校注》皆斷然指為后人出于附會而建造——這也是意料之中的。
當日從巴蔓子墓出來，我又往前，去了附近的通遠門舊城墻。
城墻似是明代遺跡，已重作修整，在馬路間突兀而起，氣勢猶壯。攀援而上，信步閑行，見到有一幅復制的重慶舊地圖，西北角可見“通遠門”的標注，也可見“東周巴蔓子墓”和“將軍墳”的標注，只是舊時的城界已成了鬧市，四顧自無莽莽蒼蒼之感，惟覺熙熙攘攘而已。
胡文輝，學者，現居廣州，著有《陳寅恪詩箋釋》《現代學林點將錄》等。
網絡編輯：解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