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鐵皮屋到空調雅座——民國影院那些事
這是一篇關于電影院的文字。首先要說明的是，電影真不一定要在電影院里看。
不要說這是什么傳統。追溯傳統的話，歷史上第一場電影，1895年12月28日盧米埃爾兄弟放映10部短片的地方，是巴黎大咖啡館。
追溯中國最早的放映也對不上。西方咖啡東方茶，如果照這個邏輯，電影傳到中國之后，其初始的放映場景應該是茶樓（館），但或許是因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茶樓所面向的消費層級偏低，或許是盧米埃爾兄弟派出的推廣放映員自身的選擇，電影進入中國時，最早的幾次放映都在相對私密的場所。
依照彭麗君《自由與規范：中國早期的電影放映活動》中的說法，1896年1月18日，香港《華字日報》刊登廣告一則，稱“各國奇巧故事數百套”在港島老維多利亞旅館放映，這是電影進入中國的發端。而在內地，1896年6月30日，在上海的徐園（浙江富商徐棣山家的后花園）內的“又一村”進行的放映，則是現代意義上的電影第一次在內地亮相。
徐家父子三代都癡迷于昆曲，“又一村”是徐園內唱昆曲的戲臺子。但不管是旅店還是私家花園，都不是公共空間。
電影最早進入廣州的放映場所同樣相對私密。根據《廣州市志》引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出版的《廣州年鑒·卷八·文化》記載：“廣州之有電影戲，亦在清末光宣間。其最先開業者，為大新街石室教堂內之丕崇書院。以其課余兼營此業，惟并無畫院之名”。
但在書院里放電影，已然算得上是一種創舉。畢竟學生們天生熱愛新鮮事物，“洋書院”內，更無所謂什么“奇技淫巧”。所以，從推廣的角度說，電影進入廣州的放映，遠比在香港或者上海時更有傳播價值。
從茶樓到“戲院”
當然，在最初的小范圍進入后，電影還是不可避免地跟茶館發生了聯系。關于這一現象，鄭君里在《現代中國電影史略》中曾經談到過：“最早的電影商業，和早期的京劇一樣，附屬于茶院里面?！?/p>
清末民初時，廣州茶樓林立，競爭激烈。中西合璧的各家茶樓除了要推出自己的當家菜式茶點之外，對餐飲環境、娛樂環境的要求也逐步提升。部分有實力的茶樓開始在娛樂項目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如“瞽姬”、講古、粵曲等。相比之下，單純的飲茶品茗反而成了副業。在這樣的背景下，引入電影這一新鮮事物攬客，茶樓老板們絕對樂見其成。
除了茶樓，公園及游樂場也是早期電影放映相對重要的場所。作為一項獵奇的事物，電影與跳火圈、馬戲團、文明戲等各類游樂項目混雜在一起，也是一種重要的攬客手段。如1920年前后，廣州長堤的先施百貨樓頂，就有露天游樂場，其中就配有“影畫戲”。
值得注意的是，現如今很多影城的選址，都在各種商業綜合體的頂層，而一般與影城分享同一樓層的，幾乎都有游樂場。盡管游樂設施變成電子產品，但這種形態布局的本質，跟100年前沒什么區別。
不管怎么說，至少在電影剛剛誕生的前十年，專業影院這種建筑都是不存在的。
只是，電影若要發展，的確需要一個專門的放映空間。這個空間，需要安靜而昏暗，需要封閉且容易管理。公園和茶樓的環境均過于敞亮，背景嘈雜，沒法營造好的觀影環境。并且，既然電影是公園和茶樓的攬客手段，也就注定了不太可能專門為此收費。所以，電影與茶樓和公園分道揚鑣，已是必然。
在西方，早期電影選擇了與歌劇院結合；在中國，幾乎與西方同步，在1900-1910年間，電影開始進入戲院。
那時“戲院”在中國其實也沒興起多久。作為戲臺在城市空間的升級版，專業戲院在空間功能設定上本身就已經在借鑒西方劇場。而電影傳入中國早期，大多數場合人們給它的稱呼是“影畫戲”。這一稱呼亦可證明當時公眾對電影的認知，更偏向于是“戲”的一種。
電影與戲院的結合，其實是一種雙向需求。依據陳卓瑩《試探廣東曲藝源流》中的記載，清末民初時期，由于粵劇的紅火，廣州城內的諸多戲班經常不固定地到鄉下演出，結果導致“廣州城的戲院經常丟空”，無戲可演。于是，負責戲院經營的人不得不放映“影畫戲”（電影）招徠觀眾，戲院看戲通常是要收費的，這讓電影的收費變得順理成章。
如今，傳統廣州人及香港等地很多人依然稱呼電影院是“戲院”，其出處正是來源于早年間“戲院里放電影”的現象。也正因如此，當1920年代專業電影院開始興起時，它們的建筑結構，很多地方也是照搬戲院，舞臺的縱深也很適合戲劇演出，有的甚至設置上場門、下場門和后臺化妝間，就是考慮到讓這一空間可以成為多功能多用途的存在。
兩個廣東人
形成固定的放映場所，對電影而言算得上是一個發展的轉折點。但中國傳統戲劇的普遍性演出場景也是與茶樓息息相關，這跟西方歌劇院、音樂廳等又有很大區別。清末民初的很多戲院還保持著茶樓的特色，演出時吆五喝六，小販穿梭叫賣，觀眾彩聲震天的情形比比皆是。只有當行業規則、觀影禮儀等都與戲院產生了區別，在電影院里看電影才成為一種有儀式感的、有別于其他藝術形態的審美體驗。
在這方面，雷瑪斯有著首倡的貢獻。這位西班牙商人1908年在上海虹口用鐵皮搭了一間簡陋的電影院，設有250個座位，算得上是中國最早的電影專業放映場所。根據蕭知緯《20世紀早期中國電影院禮儀改革》中的論述，“這家影院在幾個方面與傳統戲院不同。第一，跟大多數通常是泥土地面的戲院相比，這家影院用水泥鋪地，容易清掃又不大起塵土。第二，影院的座位由250把單個兒木頭椅子構成，不再是傳統戲院中那種容易引起座位之爭的長凳子。而且，椅子沒有放茶壺的地方，顯示院方同邊看演出便喝茶的舊習慣告別。第三，虹口影戲院采取有效辦法阻止室外光線進入，以確保電影放映的畫面質量?！?/p>
無意之中，雷瑪斯為整個中國的電影放映確立了一種規范，推行了新的社會禮儀。比如，保持室內黑暗，杜絕了小商小販進入做生意。而參照西方戲劇欣賞習俗設定的入場時脫帽、放映時不得講話等規定，在當時也是“文明”的象征。由此，電影本身也從早期獵奇“西洋景兒”開始向城市階層富有代表性的娛樂行為轉變。
但雷瑪斯的影院畢竟沒開多久，對于影院的各類行業規則的形成，他有首倡之功，卻并不能起到決定性作用。真正確立中國電影院近百年來“行業規矩”的，其實是1920年代的廣州市政府，以及包攬中國電影早期發行放映的兩個廣東人——盧根和羅明佑。
作為“革命重鎮”，民國初年，大批留學歸國、學有專長的人員直接從事廣州的市政管理。1920年代的廣州歷任市長中，孫科于1916年在美國加州大學畢業，后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林云陔被派赴美國留學，入紐約州圣理喬斯大學學習法律、政治；劉紀文先后就讀于東京志成學校和早稻田大學；市政廳各局的課長、課員80%以上為留洋學生；工務局工程師皆為歐美大學畢業生。他們在城市劇院管理上受西方影響，多從安全、美觀、文明、衛生以及藝術本身的內在規定性等方面來考慮，并投入大量的財政資金，改進公共娛樂設施。
1920年前后，由于影院建設蓬勃發展，廣州的市財政局、教育局、公安局等“有關部門”開始集體議定行業規則。針對如何投資、如何經營、如何繳稅都形成了非常詳盡的規定，且政府還非常認真地在執行。
例如：當時政府規定，在經營時，影院必須遵循提前告知、男女分座、上映時間固定的原則。
提前告知原則，即電影院必須把?些基本信息以完全公開的形式張貼在電影院門前告知觀眾，這些信息包括座位數量、票價等。其目的一是防止影院多賣門票，觀眾太多，公共安全難以保障，二是為了避免影院胡亂形成票價，讓觀眾利益受損。
男女分座原則如今早已廢止，但民國早期，絕對符合當時社會道德規范。1920年代初的章程里曾經規定，電影院不僅場外“須分設男女賣票二處”，而且在場內“女座須與男座分隔，男女出入須分路行走，以免擁擠混亂?！?/p>
上映時間固定原則，1930年的《修正影畫院章程》規定，電影院的上映時間為：“日戲限午前八點鐘后開演，夜戲限午后十二點鐘停演”，即從零點到八點之間的八個小時必須停?營業，以保障安全。這一原則，與提前告知原則一樣，直到如今基本都被各家院線所遵循。
廣州市政府的這些規定，本來都只是適用于本地。但在中國電影產業早期，全國的電影院基本上掌握在兩個廣東人手里：盧根和羅明佑。前者被稱為電影界的“華南王”，后者則獨霸了華北五省的發行放映。也正是因為他們的推廣，1920年代廣州市政府的規定，成了民國年間全國影院的行規。
盧根：中國最早的“電影大王”
如今說起中國電影早期發展史，很少有人提及盧根。他在早期中國的影院建設、院線形成、進口片引進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但因為此前學界對于“中國電影”界定，很多人將港澳與內地割裂來談，加之盧根的身份是“英籍港人”，所以并未列入其中。
盧根是中山人，是孫中山原配夫人盧慕貞的族親。根據他女兒的回憶，盧根的英籍是后來在香港做生意為了方便而加入的。1919年，盧根開始投身電影事業。那一年，他在香港創辦了“明達公司”和“振業公司”，前者代理歐美影片發行，后者代理歐美電影器材銷售。1920年，他開始在廣州長堤投資，興建了廣州第一家專業電影院——明珠影畫院（1937年后，因盧根的破產，明珠影畫院更名為羊城電影院）。
他女兒回憶，盧根做影院有幾個目的，一是他年輕時曾經深愛一個外國女子，但遭到母親的阻撓，所以他畢生致力于引進外國電影，就是想讓中國人“更加了解國外”。另一個目的，則是資助革命——同樣在1919年，盧根開始擔任廖仲愷的副手（財政次長），并在廖仲愷的支持下，與宋慶齡、何香凝等合資，在海珠區創辦了一家名叫“新一新”的影院。這間影院的所有利潤，都用于孫中山的革命事業，直到1923年陳炯明叛亂為止。
盧根對于電影院的貢獻，首先在于放映模式的創新。
1920年，他在香港的“新比照影院”首創了“循環映戲場”的放映模式。也就是讓電影院不停放映影片。觀眾購票入場后，喜歡什么時候入座便在什么時候入座，喜歡看多久便看多久，喜歡坐哪一個座位便坐哪一個座位。按照當時廣告中所說：“諸君歡喜，隨時可入，久坐無拘?！狈庞硶r間從上午11點一直延續到下午4點半。這種循環場模式，盡管利潤不高，但對影院空間是一種有效利用。所以，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還被很多二三線城市的街頭錄像廳所采用。
其次是首創了影片的“分級售票”模式。盧根創造的“分級售票”，直到現在看起來也是相對科學的。因為影廳本身不論大小，總能分成觀影舒適區和體驗相對惡劣的座位區。即便如今的imax影城，第一排看電影的體驗也遠不如第8-12排黃金位置。而1920年代的影院，大多是數百人的大廳，如明珠影畫院就有700多個座位。統一票價的話，顯然很多人體驗不佳。所以，盧根將票價分成包廂、廂房、散座等多個等級。根據當時廣州最大的報紙——《廣州民國日報》所載，明珠影畫院座位分為六個等級：包廂、廂房、明珠位、和平位、大同位、花園位。其票價依次為：四元、八毫、八毫、四毫、二毫半、一毫半。不同的電影票價也會有相應調整。至于包廂的價格，參照當時的物價，可以買上100多斤大米，足夠一位普通市民一個月的花銷。
再次是影片的宣傳模式。盧根投資的很多影院，都有自己的場刊。同樣以當時他在廣州的“旗艦店”明珠影畫院為例，《明珠半月刊》基本算得上是廣州最早的電影介紹的專業刊物。因早期影院放映的大多是默片，所以這份刊物的最大功能，就是刊載字幕和電影劇情，方便觀眾理解。這份刊物后來也逐漸發展出影評的功能，當然，限于出版者的目的是為了讓大家更好地觀影，影評基本上以分析劇情表演為主，真正的批評并不多見。
除此之外，盧根在電影發行方面還創造了代理分賬的模式。當時他的明達公司主要業務就是代理各類西片，主要是好萊塢六大公司（“美高梅”、“派拉蒙”等）的電影在國內的發行。在電影進入中國的早期，外國電影大多是直接收取票房，而隨著專業影院的出現，制片方如何跟影院分賬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作為代理公司，盧根創造了按票房收入等級與好萊塢公司分賬的模式，雙方約定比例，每當票房達到一個等級時，明達公司收取的代理費用也會相應調高。如今很多好萊塢分賬大片進入中國，本質上也是采用的類似模式，只是分賬比例不同而已。
盧根這么做是有底氣的。當時好萊塢公司的電影只要想進內地，沒有盧根的同意幾乎不太可能。因為盧根賺到的幾乎所有的錢都用于擴張，用來購買和興建電影院。到1935年時，他在香港、廣州、天津、上海等沿海大城市的繁華地段擁有49間影院。也正因如此，盧根雄心勃勃地希望打造出中國電影史上最早的“院線”。只是，這一愿望后來因投資遭遇騙子，導致盧根本人的破產而未能實現。
當年盧根打造的影院，很多都是當地時尚生活的地標。比如，香港的“皇后”、“平安”，廣州的“明珠”、“南關”，上海的“大光明”和“國泰”，天津的“平安”、“光明”等。以如今依然存在的上海大光明影院為例，這家影院位于上海最繁華的南京西路，前面兩層，后面四層，奶黃色外立面、漸疊層呈荷花形的三層屋頂、意大利大理石裝飾，具有典型的美國摩登藝術派風格。內設1913個座位，建設時就為每個座位配有同聲翻譯設備（當時稱譯意風），先進程度堪稱當時的世界一流。在1931年上海電影院普遍還使用電扇的時候，這家影院就耗資30萬安裝了空調。
除此之外，大光明影院門廳的西側還開設了咖啡館、舞廳，后部則為桌球室，各種娛樂休閑活動一應俱全。算得上是影院“多種經營”的先河。相比之下，如今很多中小影城，其相關娛樂體驗還沒有這一1930年代的影院多。
所以，有盧根這樣的影院界大神在前，如今的很多影院經營真的說不上有什么創新，更談不上什么運營成績——如今很多影院所玩的花樣，早在差不多100年前就被前輩們玩過了。而且，盧根、羅明佑、曾煥堂等民國時期的廣東影院大亨們，也早就開始了從發行放映終端向制片領域延伸的道路。盧根在香港創立過鳳凰影業，羅明佑更是跟黎民偉一起打造聯華公司，曾煥堂則開辦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電影培訓班，培養出胡蝶等一批電影明星。如今萬達從院線切入制片，博納從發行介入院線和制片，與當時這些前輩們相比，資本雖然更加雄厚，但氣魄終歸還是小了一些。
（來源：《289藝術風尚》）
網絡編輯：柔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