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政府主導到企業自主：民營企業參與扶貧的模式升級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到此，我國脫貧攻堅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據國家統計局全國農村貧困監測調查，貧困發生率從1979年的63%下降到目前的0.6%。這都離不開民營企業的參與。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對民營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參與扶貧開發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直以來民營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大力弘揚扶危濟困的傳統美德，投身于扶貧開發和公益慈善活動，發揮民營企業 “造血”扶貧的內在潛力。2015年10月17日，全國工商聯、國務院扶貧辦、中國光彩會正式發起“萬企幫萬村”行動，極大地提高了民企參與扶貧的積極性與投入度，推動貧困地區的脫貧和發展。

另一方面，在脫貧攻堅戰即將收官之際，鄉村振興作為精準扶貧的下一階段，是一個追求更高、更卓越的過程，將更加強調可持續發展這一目標。在這一過程中，總結在“政府主導”下民營企業助力精準扶貧過程中的成功經驗和存在問題，并為進一步促進民營企業持續助力鄉村振興，構建“企業自主”的廣泛參與模式，實現扶貧模式的升級和可持續發展尤為重要。

民企扶貧逐漸由間接參與轉變為直接參與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全社會的共同使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先后經歷了從體制改革到貧困縣瞄準，再到貧困村瞄準的扶貧治理體系變遷。民營企業參與扶貧開發不僅是響應政府號召的表現，也是促進我國扶貧事業的重要社會力量之一。2013年之前，民營企業參與扶貧主要受政府牽引，基于傳統扶貧模式，主要通過向地方政府、民政部門或基金會捐贈的方式來支持西部貧困地區改善醫療和教育條件，進而以間接參與扶貧模式為主（見圖1）。例如，據《2012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顯示，2012年民營企業捐贈額占企業捐贈總額的57.98%，主要用于教育和扶貧兩大領域。

圖1 民營企業參與扶貧由間接參與模式向直接參與模式轉變

然而，自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成為了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單純通過慈善捐贈等間接方式參與扶貧不僅會增加企業負擔，而且不利于企業長期可持續性地參與扶貧。因此，脫貧攻堅給民營企業助力精準扶貧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國務院也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民營企業參與脫貧攻堅的政策文件，希望構建起民營企業助力精準扶貧的直接參與模式（見圖1）。例如，2014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開發的意見》強調鼓勵民企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參與扶貧開發，也通過資源激勵（稅收優惠等）帶動民企投身精準扶貧。

2016年，中國證監會發布了《關于發揮資本市場作用 服務國家脫貧攻堅戰略的意見》，鼓勵上市公司積極參與精準扶貧；同年，滬深交易所分別發布相關指導意見，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報中披露精準扶貧相關信息，包括扶貧管理、扶貧投入、扶貧成效等情況?；趪┌簿珳史鲐殧祿?，從2016年到2019年，先后共有1559家上市公司在年報中披露其參與精準扶貧的相關信息，其中民營企業889家，占比57%。企業參與扶貧模式多樣，包含產業發展脫貧、轉移就業與易地搬遷脫貧、教育脫貧、健康及生態保護扶貧等，民企參與扶貧的方式也逐漸由間接參與模式向直接參與模式轉變。

政府、民營企業和受助方之間協作不足

雖然民營企業通過直接參與扶貧模式取得了重大扶貧成果，但仍有很多民企尚不清楚如何真正滿足國家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需求（如實現貧困地區的可持續發展），也未能體現出對企業自身發展的促進作用，進而導致其參與積極性和投入水平受到影響。從企業披露情況來看（見表1），上市民營企業中，參與產業發展脫貧的僅占34.8%，轉移就業與易地搬遷脫貧僅占15.8%，而參與教育脫貧占比45.6%。

雖然上市公司中民營企業參與扶貧方式多樣化，形成從間接參與模式逐漸轉變為直接參與模式的趨勢，但總體而言，部分民營企業參與精準扶貧行動主要還是基于傳統捐贈、教育扶貧方式參與精準扶貧，并不利于實現政府、企業與受助方之間的協同發展。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企業與政府之間信息不對等。目前，我國扶貧仍然處于政府倡導、企業參與的探索階段，政府與企業之間掌握的關于貧困地區的信息不對等，使得民營企業在推進扶貧工作中針對性不強。而中央及地方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文件鼓勵民營企業積極參與扶貧，但缺少和企業間的有效互動的機制，使得民營企業參與扶貧的積極性和持續性不夠。

其二，民營企業與受助方需求之間不匹配。結合受助方的需求特征，區域瞄準是精準扶貧的目標方向，但由于民企缺乏對受助方的深刻了解，導致部分企業與受助方之間供需不平衡。一方面，貧困地區擁有其獨特的資源，但缺乏利用資源以及整合資源的能力；另一方面，民營企業擁有獨特的人才、技術以及資源，但缺少對貧困地區真實訴求和資源稟賦的了解，導致民營企業的優勢和受助方的資源優勢不能有效匹配。

第三，民營企業扶貧與其他企業存在各自為戰的局面。企業間相互合作能夠顯著提高扶貧投入的協同效應與疊加效應，但當前民營企業之間、民營企業與其他企業之間缺乏有效溝通，且企業之間往往存在“扶貧政績競爭”的關系，進而導致民營企業間協同扶貧的動力不足。

支撐鄉村振興戰略需要完善當前扶貧模式

2020年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收官之年，而鄉村振興戰略作為精準扶貧的下一階段，給企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直接參與模式下存在的問題也必然影響到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不利于鄉村振興的可持續發展。

第一，政府與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等使得民營企業難以將短期扶貧責任轉化為長期鄉村振興責任。雖然民營企業積極助力精準扶貧滿足了政府的訴求，但是在這過程中民營企業缺少動力去獲得貧困地區可持續發展的真實需求等信息。政府主導下的精準扶貧比較注重前期的“量”的投入而忽略了后期的效果評估和可持續改進等，而容易導致民營企業參與動力不足進而不利于企業長期持續參與鄉村振興。

第二，區域瞄準不精準使得民營企業難以將助力鄉村振興戰略轉化為企業的內生動力。雖然部分民營企業通過直接參與的方式助力精準扶貧，但是整體而言，民營企業在這一過程缺少融合自身產業優勢。而鄉村振興戰略應當堅持因地制宜、循序漸進，實現到2050年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美好局面，這需要民營企業進一步將鄉村振興戰略轉化為企業的內生動力，滿足政府訴求的同時也能促進企業長期績效的提升。

第三，“各自為戰”的局面使得民營企業難以促進城鄉融合發展。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重塑城鄉關系，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需要不同行業、不同區域的民營企業積極參與推動工業化、信息化、農業化以及城鎮化的同步發展。當前我國民營企業助力精準扶貧過程中仍然難以形成合力，難以滿足鄉村振興的更高要求。

構建“廣泛參與”的民營企業助力鄉村振興戰略的建議與對策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進一步提出動員全黨全國全社會力量，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就需要進一步動員全社會力量共同參與，從而構建起激勵全社會廣泛助力鄉村振興的模式。因此，如何構建廣泛參與模式促進民企持續參與扶貧，為實現民企從精準扶貧向鄉村振興的升級提供實施路徑，是未來政府和企業需要考慮的重要任務。

首先要突破我國民營企業直接參與精準扶貧面臨的困境，實現企業自主參與的扶貧模式，激活全社會力量助力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從而為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提出切實可行的實現途徑。

通過明星企業的示范作用，帶動各行業、各區域企業全面參與扶貧，從而實現民企從精準扶貧到鄉村振興的升級，如圖2所示。

圖2 民營企業廣泛參與模式

這一模式的特點是：鼓勵更多同行業、同地區企業參與進來，實現企業自主下的扶貧模式，塑造民營企業助力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促進所有企業通過資本、技術等要素的投入，有效平衡企業各方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沖突，將短期責任轉化為長期責任，進一步面向鄉村需求，培育和鄉村特色相結合的優勢產業，實現產業融合，進而搭建起企業產業升級和發展的新通道，讓民營企業成為助力鄉村振興的可持續力量。

這一模式有效實施的關鍵在于民營企業與受助方之間的精準匹配以及民營企業之間的相互協作。

第一，實現民營企業與受助方之間的精準匹配主要表現為將民企的優勢與受助方的優勢進行精準匹配。民營企業通過資本、技術、專業人員等要素的投入，充分利用貧困地區的優勢資源，培育和鄉村特色相結合的優勢產業，實現產業融合。

第二，民營企業之間的相互協作主要表現為各行業、各地區的企業利用自身優勢共同參與扶貧。這就需要上下游產業鏈之間的相互合作，從而更好地實現鄉村振興的同時，促進企業長期可持續發展。

企業自主參與扶貧的重要意義

雖然企業持續參與扶貧助力鄉村振興的動力主要聚焦于對市場價值和財務績效的提升，但這也給企業帶來更強的抗風險能力。尤其是新冠疫情之下，大批的企業面臨生存危機，對民營企業能否持續參與扶貧提出了巨大的挑戰。企業參與扶貧的良好成果與企業應對疫情沖擊的無力和忙亂也促使人們重新審慎思考企業到底為何以及如何參與扶貧的問題。民營企業持續性地參與扶貧也是企業應對不確定性環境下提升組織韌性的重要戰略途徑。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7月的企業家座談會上也指出：“任何企業存在于社會之中，都是社會的企業。社會是企業家施展才華的舞臺。只有真誠回報社會、切實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家，才能真正得到社會認可，才是符合時代要求的企業家?！?民營企業持續性地參與扶貧能夠獲得社會的認可，這實際上就是企業強大韌性的根基，只有得到社會認可的企業才能夠在危機中獲得生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