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書架 | 幸有經典確定基調
(本文首發于2020年10月22日《南方周末》)
責任編輯:劉小磊
徐堅,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近著有《名山:作為 思想史的早期中國博物館史》。
這是一個書讀不完的時代,這也是一個讀書不斷的時代。對于每個讀書人而言,總有一些作品如同首席小提琴的開場調音一樣,規范了讀書生涯的整體基調。不論隨后的樂章如何綺麗磅礴,萬千幻化皆聽命于弓弦的第一次摩擦。當我回望讀書歷程時,清晰地發現,自己如此深刻地受到那么多燦若星漢的作者和他們的作品的影響。如同草蛇灰線,這些作品早已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在內容、方法、理論甚至寫作風格上的偏好。以下就是我的讀書生涯中最閃耀的群星之一。
顧頡剛先生的著述占據了我的書架中最顯眼的兩層,一如它在我的歷史觀中的位置。這包括中國歷史學上最具革命性的《古史辨》,以及顧頡剛先生身后才得以出版的《顧頡剛讀書筆記》和《顧頡剛日記》。遭遇到琢磨不透的問題時,我會有針對性地叩問,即使是漫無目的的瀏覽,也不時令我有常讀常新的感覺。第一次正式聽到先生大名,已經是大學一年級的中國古代史課堂上。面相威猛的王迅先生極其溫柔、充滿憧憬地歷數這個領域最閃亮的名字時,第一個提到的就是顧頡剛先生。其實,他早已出現在魯迅筆下,《故事新編》中有“鼻尖漲得通紅,吃吃地說”,“兩腿一蹬,顯得非常用勁”,顧先生是也。由于魯迅的壓倒性影響,“禹是一條蟲”也就成了笑柄。2003年,顧頡剛先生110周年誕辰之際,我曾經寫到,絕大多數學術遺產如同庫房中藍布包袱卷里的寶物,后來觀者只是匆匆一瞥包袱卷上的標簽就下斷語,根本沒有耐心打開包袱親眼目驗,以至于我們常常自鳴得意地在前人早就趟過的河里摸石頭。顧頡剛先生和他的古史辨運動的當代命運就是最好的證明。因此,我非常感謝兩位迅公截然不同的態度,激起了我“小馬過河”的興趣。洋洋灑灑的《古史辨自序》收
登錄后獲取更多權限
網絡編輯:汪亞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