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寶 嶺南作為一種方法

近代“嶺南”話語的建立始終處在國家意識和地方關懷的二重奏中,嶺南研究超越地理區劃和歷史情境,具有更廣闊的現實意義。比起嶺南文化的獨特性,程美寶更關心“省港澳”三地的互動關系,以及透過嶺南能看見怎樣的中國

本文首發于南方人物周刊

發自:廣州

責任編輯:周建平

程美寶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教授、系主任,廣東省高等學校珠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山大學),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社會文化史、歷史人類學,代表作 《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主編 《省港澳大眾文化與都市變遷》 等書。

1997年,剛從牛津大學博士班畢業的程美寶來到廣州,任職于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攻讀博士期間,她的論文聚焦于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這項研究后來也被出版成書,題目為《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今天我們口中的“嶺南文化”“廣東文化”這類講法從何而來,它們形成的歷史過程是怎樣的?“那本書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背堂缹毟嬖V《南方人物周刊》。

彼時,剛入行的她時常將區域史的研究取向掛在嘴邊,卻不免遇到一些質疑。用一個行政界限去做區域歷史,要證明其研究的價值與普世性是困難的。與程美寶大概同期入學的麥哲維也遇到過類似情況,二人雖一在英倫、一在北美,卻同為嶺南文化的求學者。麥哲維(Steven B. Miles)在他《學海堂與晚清嶺南學術文化》出版時曾把英文題目由原來的Local Matters改作The Sea of Learning,避免予人狹隘之感。這種擔心或多或少折射出研究者背后的一些焦慮:擔心自己的課題不夠有代表性,無法概括全局。

從某種程度來說,這與一百年前廣東精英們面臨的困惑如出一轍。晚清至民國時期,新舊文化交替之際,廣東的知識分子急于尋找一種新的詮釋中國文化的方法,從而增強自身的文化認同。為此,他們將自己所處地域的文化特性嵌套于“國家”意識中,無論和中央距離有多遠,也從不把自己視作邊緣或僅屬于某地域的群體,“在最‘地方’的文本,處處可見‘國家’的存在”。

寫博士論文以來,程美寶常常泡在文明路(以前是文德路)上的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里翻閱地方文獻資料。后來,留學與訪學的行程讓她有機會去英國、美國各個名校的圖書館,發現許多英語文獻里有關廣州貿易的材料自己并沒有挖掘透徹。關于“省港澳”的視野不斷拓寬,三地的社會文化史成為程美寶幾十年來的興趣所在。她與廣州、香港的緣分不限于學術,2007年《南方人物周刊》的報道《程美寶:牛津博士的廣州十年》,記錄了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程美寶在廣州的生活以及她融入內地社會民情的努力。

在程美寶的研究中,她更喜歡把廣州、香港、澳門三地稱作“省港澳”,這種說法不僅凸顯了三座城市之間的互動關系,還使它們往日繁榮的歷史情境得以具現。廣東省城雖位于中國南端,但同時處于南洋世界相對中心的位置。16世紀中葉以來,澳門一直擔當著省城與遠東、遠西貿易運輸的中轉站,鴉片戰爭后香港曾經的殖民地和埠頭身份,也讓省港澳三城的三角關系逐漸穩固。

近幾年,程美寶逐漸將研究視角轉向物質性的資料,她剛完成的書稿是關于18、19世紀中外貿易的情境下普通百姓的飲食與生活習慣的。那個研究者總會面臨的焦慮,好像也有所釋然,“與其說它有什么獨特性,不如說我們透過嶺南這個地理單元能看見怎樣的‘中國’?!睅X南由此成為一種認識世界與自我的方法。

不必給“嶺南”一個僵化的界定

人物周刊:你在香港出生長大,拿到博士學位后又搬到廣州,在中山大學教書,你覺得兩座城市的生活經歷對你的研究有哪些啟發?

程美寶:香港是我出生和長大的地方,我目睹了它從一個殖民地到回歸的整個過程。我看到在我成長的過程中,它由于在英國的統治下,發展出很多有別于中國其他城市的特色,包括它的法律、政治、教育制度等等。另一方面,任何在香港長大、擁有廣州生活經驗的人都不會覺得這兩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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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梁淑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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