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家嚴飛：懸浮時代的焦慮

圖/受訪者提供

2018年秋季學期，在清華大學《西方社會學思想史》課上，新聞傳播學院的一名學生找到教師嚴飛說，想用社會學理論研究抖音、快手視頻的用戶。兩年后，嚴飛把他們的研究對象定義為“懸浮時代下的都市新藍領”。

都市藍領的生存狀況一直是嚴飛的研究議題之一。18年前，在復旦大學讀大二時，他深入上海郊區一所打工子弟學校，用兩年時間扎根在流動人口社區，和務工人員子女一起學習、做游戲、戶外探險。這段經歷最早賦予他“從情感的角度研究社會現象”的視角:“這不是這些小朋友的問題，而是社會轉型時期階層固化、城鄉差異、戶籍制度歷史遺留等結構性問題?！?/p>

2016到2017年，嚴飛與同校建筑學院的同事一同到拆遷的北京太陽宮菜市場，跟蹤調查對當地菜販的影響。他們發現，市場在2013年被拆遷后，有72%的商戶仍在原菜市場周邊三公里范圍內新增的各類社區菜攤、菜站從事自雇經營，有15%的商戶留在北京轉行打工。這些菜販在脫離原有的大型市場后，平均收入下降了約20%。即便如此，真正離開北京的，只有9%的商戶。

他從幾乎所有受訪對象處得到的理由是，在北京，人生總歸有些希望?！霸诒本┐蚬ぴ倏?，他們可以讓孩子接觸更好的教育、醫療資源。他們也希望通過自己在大城市的努力可以改變下一代的命運，讓自己的孩子不用再走hard模式，有機會實現階層的流動、上升?！?/p>

順著菜販的就業情況，嚴飛又摸排到他們子女的受教育情況：四五年前起，隨著公立學校接受非京戶口學生的名額逐年減少，有能力把孩子送進公立學校的菜販也不得不轉而考慮師資力量、教學設備都遠遜于公立學校的打工子弟學校，但沒過多久，這類學校又受到限制；一部分菜販的孩子回到老家，成為留守兒童。菜市場被拆遷后，在各方壓力下，子女教育又成了在京菜販憂心的大問題。他將發現寫成了論文 A Floating Dream（《漂浮的夢想》）。 

2011年，北京，一個外來務工家庭的男孩在鄰居家看電視  圖/本刊記者 梁辰

這兩年，嚴飛做研究的關注點依舊在城市邊緣群體對身份的掙扎和對未來的彷徨上。

前兩年在短視頻浪潮的影響下，嚴飛偶爾刷抖音快手。打開快手APP查看附近直播的人，嚴飛發現這些用戶最想要的是“自己的生活被看見”，“讓自己至少在網絡這樣的虛擬空間里融合進城市的生活”：白天，深夜，很多年輕的務工者（后來嚴飛發現，很多用戶是1990年代被稱為“農民工”的城市務工人員的二代）在孤單地直播自己砌墻、篩沙子，幾乎沒有觀眾。

今年，嚴飛組建了一個十幾人的團隊，計劃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對菜販、餐飲從業者等人群進行大范圍的樣本抽查和深度訪談。他向我描摹“都市新藍領”的主體畫像：30歲以下，70%的人文憑大專以下，在北京上海70%的人月薪在3000到5000元之間，不斷換工作，從事餐飲服務、快遞等零工，“在懸浮時代下不斷地掙扎，尋找社會認同和未來的期待，同時期待可能會落空?！?/p>

嚴飛真正融入底層是在香港。

2005年在牛津拿到第一個碩士文憑后，嚴飛到香港城市大學做研究助理。內地對港自由行開通后，內地游客的購買力影響了香港的旅游和地產業。他多年后在《城市的張望》（2017）一書中這樣形容過自己初到香港的“精英”生活：“當時的我，自恃是海外名校畢業的精英，拿著優厚的薪水，住在帶有會所的私人屋苑里，每逢周末，都會和內地的朋友們聚會，我們或者晃蕩在金鐘、中環的高級食肆、酒吧里，或者聚在某一位朋友的家里聊天打牌，甚或是租一艘游艇出海玩樂?！?/p>

一年后，在朋友邀請下，他為基于國別政治研究而發刊的電子雜志《縱橫周刊》撰寫關于香港的文化、時政評論。落筆時，他才意識到，必須“撕破心間的那一道與本土的隔膜”，于是住進深水埗陰潮的狹小單位：隔著共享的鐵門，能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