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為什么說寫不成《張愛玲傳》
一直打算以此為題寫篇文章，不是對坊間相關作品的評介，只想說自己曾為這樣一本書準備多年，何以最終決定放棄。一言以蔽之，材料不夠。而這也就是我對現有此類書籍總的看法，即便寫得頂認真的余彬著《張愛玲傳》、司馬新著《張愛玲與賴雅》也不例外，其余則“自鄶以下無譏焉”。蓋此問題非寫作態度認真所能解決，所謂“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是也。真要認真的話，只好作罷不寫。
我講寫張愛玲傳記材料不夠，有朋友說，怎么不夠，要多少才算夠呢。我知道這里有個觀念問題，一下子很難取得共識，假如不曾認真讀過幾部譯介過來的正兒八經的人物傳記的話。我曾說，傳記寫作，以下幾點均系要事：一材料，二觀念，三切入角度與剪裁，四文筆。而這其中，材料可靠與充分是關鍵的第一步。作者所寫須是事實，須有出處；材料最好是第一手的，力戒輾轉因襲；援引他人記載，要經過一番核實，不可道聽途說；孤證不立，應另具材料參照對比。傳記屬于非虛構作品，這一底線不可移易。寫傳記有如寫歷史，不允許任何“合理想象”或“合理虛構”，不能將傳記與傳記小說混為一談。然而作者以小說寫法來寫傳記，讀者對小說和傳記不加區別，在我們這兒可謂是個源遠流長、根深蒂固的壞傳統。
撰寫歷史要講“史德”，傳記也不例外；憑空捏造包括細節在內的內容，至少有違“修辭立其誠”。譬如張愛玲逝世后，見過遺容而又留下文字記載的，只有她的遺囑執行人林式同一位，而他只在《有緣得識張愛玲》一文中寫道：“張愛玲是躺在房里唯一的一張靠墻的行軍床上去世的，身下墊著一床藍灰色的毯子，沒有蓋任何東西，面朝著房門，臉向外，眼和嘴都閉著，頭發很短，手和腳都很自然地平放著。她的遺容很安詳，只是出奇的瘦，保暖的日光燈在房東發現時還亮著?！彼我岳手端武總髌妫簭乃未呼车綇垚哿帷芬豢跉饬信e了八種張愛玲傳記的相關描寫，諸如“她平躺在臥室的地板上”、“身下鋪著一條精致的地毯”，“她穿旗袍——是一件赭紅色的旗袍”， “惟一的家具那張巖石桌子的桌面上攤開著一部尚未完稿的長篇小說：《小團圓》”，等等，不是向壁虛構，就是以訛傳訛。我們的傳記作者好像總是不甘平淡，要變著法兒地寫得熱鬧一點——他們應該去寫小說才對，盡管這樣寫出的也是蹩腳的那路小說。有人說，正因為林式同語焉不詳，才給傳記作者留下發揮想象的空間。豈不知他記錄這些，只為告訴世人張愛玲乃是善終，是以落筆適可而止，自有對故者的一份愛護尊重?！槺阒v一下，林式同在張愛玲晚年對她多所照拂，執行遺囑也克盡厥職，他并非張愛玲的崇拜者，甚至不讀她的書，只為受人之托，便全力以赴，善始善終，形容以“古之君子”亦不為過。
我曾說，世上有兩句話最危險，一是“想必如此”，一是“理所當然”，同樣適用于傳記寫作。譬如張愛玲的短篇小說《色，戒》，她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致宋淇信中說：“那篇《色，戒》（Spy，Ring）故事是你供給的，材料非常好?！彼武吭谝痪虐巳杲邮芩Р稍L時詳細講過此事的來龍去脈。最初是他的一個電影劇本的題材，張愛玲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在香港時聽他講起，非常喜歡。她先用英文寫了Spy，Ring，未發表；七十年代經過與宋淇的反復討論，改寫成《色，戒》。當采訪者說“我還以為是和胡蘭成時代有關的故事”，宋淇指出：“不是不是。那幾個學生所做的，就是我們燕京的一批同學在北京干的事情?！庇终f：“易某人絕對是——并不是modelled on 以丁默邨為藍本，是她 create 塑造出來的?！保ㄒ娝А对L宋淇談流行歌曲及其他》）但張愛玲的傳記中仍屢見這類說法：“《色，戒》的故事與汪偽特工頭子丁默邨險些遇刺的經過相仿，對作者來說，故事原型可能來源于知情人胡蘭成之口?！?/p>
說老實話，那種材料充實、分析深刻、寫法獨特的人物傳記，咱們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部，包括有關魯迅的在內。曾與朋友談到，倘若寫一部魯迅傳，第一步，應該將后人虛構、附會、謠傳的內容去掉；第二步，將前人回憶文章失實、誤記、捏造的內容去掉，還要甄別魯迅自己回憶的虛實；第三步，剩下多少真實的材料，就用多少材料，但不妨留意此前各種傳記所忽略或輕視，實際上并非不重要的內容。要寫張愛玲傳，亦當如此。
接下來就看一看可用的材料，是不是夠寫一本張愛玲傳的。
張愛玲去世迄今，已有不少材料面世，對傳記寫作不無裨益。大致可分為三類，其一是她的作品，這又包括首次面世的遺作，以及曾經發表但未收入她生前出版的全集的“佚文”，前者有《異鄉記》（一九四六年作）、The Fall of the Pagoda（《雷峰塔》）和 The Book of Change（《易經》；以上兩種原系一書，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作）、The Young Marshal(《少帥》， 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作，未完成；以上三種皆已由他人譯為中文出版)、《小團圓》（一九七六年作）、《同學少年都不賤》（一九七八年作）、《重訪邊城》（一九八三年作）和《愛憎表》（一九九〇年作，未完成）等，還有英譯 The Sing-song Girls of Shanghai（《海上花列傳》，一九六七年以后譯，僅存未定稿，已由他人修訂出版），后者有《郁金香》（一九四七年發表）及若干篇散文。
其二是張愛玲的書信，較大宗的有宋以朗編的《紙短情長：張愛玲往來書信集Ⅰ》、《書不盡言：張愛玲往來書信集Ⅱ》，夏志清編注《張愛玲給我的信件》，莊信正著《張愛玲來信箋注》（后增訂為《張愛玲莊信正通信集》），此外還有些零散信件，其中尤可留意的是張愛玲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致美國駐英國大使館的信（見黃康昱《張愛玲的香港大學因緣》），可略知她一九五二年如何以繼續香港大學學業為由離開大陸；還有一九六二年初致賴雅的六封信（見高全之《倦鳥思還——張愛玲寫給賴雅的六封信》），可了解她一九六一年十月至一九六二年三月滯留香港期間的境況。
其三是其他相關資料。包括回憶錄，如莊信正《初識張愛玲》、楊榮華《張愛玲召見記》、於梨華《來也匆匆——憶張愛玲》、高克毅《張愛玲的廣播劇——記〈伊凡生命中的一天〉》、劉紹銘《落難才女張愛玲》、林式同《有緣得識張愛玲》和朱謎《張愛玲故居瑣記》等。末了一文可視為林文的補遺——林氏有云：“在清理張愛玲的房間之前，我曾顧慮到那是女士的寢室，有些東西整理起來可能不方便，于是我請了在臺灣教過的女學生朱謎來幫忙，她在圖書館做事，心很細，一定會勝任的?！币嘁娖涮幨轮斏髦艿?。這方面的文章，還有此前發表的陳若曦《張愛玲一瞥》、鄺文美《我所認識的張愛玲》和宋淇《私語張愛玲》等。采訪記，如舒明《“我的同學張愛玲……”——顧淑琪女士訪問記》、丘彥明《張愛玲在臺灣——訪王禎和》、高全之《張愛玲與香港美新處——訪問麥卡錫先生》等，加上早先刊出的殷允芃《訪張愛玲女士》、水晶《蟬——夜訪張愛玲》和《夜訪張愛玲補遺》。不過水晶說：“我一向訪問不錄音，這一點不很像記者，所以寫出來的訪問記只是印象記?！保ā对L宋淇談流行歌曲及其他》）故而采用時須稍加小心。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新近舉辦了“百年愛玲，人文港大：張愛玲百年誕辰紀念文獻展”，展品包括張愛玲香港大學學籍紀錄和成績單，香港大學師生一九四〇年秋季和一九四一年秋季的合影，一九四一年五月香港大學文學院議會獎勵張愛玲何福獎學金和香港大學校級參議會通過張愛玲所獲何福獎學金的記錄，等等。鄺文美所記《張愛玲語錄》也當歸在此類。
如果將張愛玲的一生以一九五五年前往美國為界分為前后兩期，根據現有材料，我們對后期工作方面知道得較為詳細，生活方面則相對少些——那些信件更偏重于談論寫作、翻譯、修改、發表之類事情。后一方面另有重要材料，還沒完全公之于眾，譬如賴雅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三年間的日記，司馬新著《賴雅與張愛玲》曾作為參考，周芬玲也寫過介紹文章，但整本日記迄未付梓及譯為中文。此外夏志清作《〈張愛玲與賴雅〉序》介紹，司馬新還曾“同賴雅與其前妻所生之女兒會談了多次，也訪問了幾位張、賴結縭期間所交識的朋友”，可惜采訪記未見揭載，這本傳記又有失嚴謹，沒有具體注明所寫內容的出處。
至于張愛玲早年的生平，我們了解的遠遠不足，而且幾乎無從彌補。除了她這一時期的作品可供介紹分析外，從出生到一九三九年離開上海，傳記作家主要利用她自己寫的《私語》，加上張子靜、季季合著的內容相當有限的《我的姊姊張愛玲》，以及中學老師汪宏聲作《記張愛玲》等個別文章；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二年在香港讀書，主要利用她寫的《燼余錄》；以后回到上海，當時有周瘦鵑、平襟亞等的文章，《雜志》、《萬象》、《天地》等報刊上的報道，如《崔承喜二次來滬記》，《女作家聚談會》，《〈傳奇〉集評茶會記》，《蘇青張愛玲對談記》，《納涼會記》等， 還有她自己散文中的零碎記載。
至于與胡蘭成的關系，則幾乎無一不是將胡著《今生今世》寫到她的章節重述一遍，添加些嘲諷批判的點評而已。聽信胡蘭成的一家之言，進而罵他或夸他，怎么說也差點事兒。關于此書張愛玲早已說過：“胡蘭成書中講我的部分纏夾得奇怪，他也不至于老到這樣?！保ㄒ痪帕晔辉滤娜罩孪闹厩澹α硗庖徊亢渡胶託q月》亦云：“你說看到有些提到我的地方很有興趣，其實所引的我的話統統 misquoted [失實]。但是我再一想到另一方面，他所說的話我全忘記了，而要查參考書，不由得失笑?！保ㄒ痪盼辶晁脑率蝗罩锣椢拿溃督裆袷馈酚行﹥热菰缫讶顺苫?，然而根本無從核查。譬如：“因我說起登在《天地》上的那張照片，翌日她便取出給我，背后還寫有字：‘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里，但她心里是歡喜的，從塵埃里開出花來?！?”一九四四年一月《天地》第四期登過張愛玲一張照片不假，但所謂背面寫了字的原件迄今未見，殊難斷定確有其事，也不能輒言那就是張愛玲的手筆。又如：“愛玲喜在房門外悄悄窺看我在房里。她寫道：‘他一人坐在沙發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寧靜，外面風雨淋瑯，漫山遍野都是今天?！?”這段話同樣不見于張愛玲的任何文章。
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二年，有關張愛玲生活方面的信息就更少了，只知道一九四六年初去過一趟溫州，《異鄉記》即此行記錄；與?；≈g有過一段沒有結果的戀情；一九五〇年七月出席上海第一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至于是否曾到蘇北參加土改，唯有殷允芃采訪記中這段話可能對得上號：“寫《秧歌》前，她曾在鄉下住了三四個月。那時是冬天?！@也是我的膽子小，’她說，緩緩的北平話，帶著些安徽口音：‘寫的時候就擔心著，如果故事發展到了春天可要怎么寫??？’《秧歌》的故事，在冬天就結束了?！贝送馕航B昌、李開第所言均無真憑實據。
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五年在香港，有麥卡錫、宋淇等人的回憶，但仍不無空白，比方說一九五二年十一月至次年二月張愛玲曾去日本，欲謀職業，無果而返，除了她自己在前述致美國駐英國大使館的信中約略提及，別無線索可尋。未聞張愛玲平生寫過日記，與后期已發表的不下一千封往來信件相比，前期的書信連同殘件在內僅有寥寥數通存世。
傳記材料可以分為兩類，一是文獻之類死材料，一是關系人這種活材料，前者放在圖書館或收藏家那里，有待研究者或早或晚發掘出來，后者卻有時間限制，實在等不了那么久。舉個例子，《雷蒙德 · 卡佛：一位作家的一生》的作者卡蘿爾 · 斯克萊尼卡說：“在這部傳記的寫作過程中，我被授予從成百上千位卡佛的親戚、朋友和同事那里捕捉故事的特權?！庇终f：“從最初的一九九四年開始，直到本書完稿的二〇〇九年，十幾年間，我當面或打電話進行了大量采訪?！睍胁簧傩畔⒌米宰髡咭痪啪虐四陮r年九十二歲的卡佛岳母艾麗絲 · 里奇 · 里德的訪問，而她在兩年之后就去世了。不能不佩服作者功夫下得深入，而且及時。
如果從唐文標一九七四年在圖書館尋出《連環套》、《創世紀》算起，對有關張愛玲的材料的搜尋起步并不太晚。她的前半生有幾位重要的見證人，包括姑姑、炎櫻和蘇青?！哆B環套》等“出土”時，蘇青尚在人世；《小艾》“出土”時，姑姑也還活著。這兩位“張邊人物”都沒有留下回憶文字或口述記錄。炎櫻故去尚在張愛玲之后，她接受過司馬新的采訪，但從披露的內容看，張愛玲早年的情況似乎并未談到。僅僅關于《今生今世》，三位就有可能提供一些可資對照的說法，而她們所知道的遠遠不限于此。
或者有人要說，張愛玲不是寫了一部《小團圓》嗎，傳記作家難道不能由此獲取一些材料？《小團圓》及其部分前身《雷峰塔》、《易經》都是自傳體小說，不能等同于自傳；它們頂多對現存傳記材料有些佐證的價值，更多時候反而會起到顛覆的作用。
譬如《今生今世》云：“于是六月十日來了愛玲的信。我拆開才看得第一句，即刻好像青天白日里一聲響亮，卻奇怪我竟是心思很靜。愛玲寫道：‘我已經不喜歡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歡我了的。這次的決心，我是經過一年半的長時間考慮的，彼時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難。你不要來尋我，即或寫信來，我亦是不看的了?！?”又云：“信里說的小吉，是小劫的隱語，這種地方尚見是患難夫妻之情?！薄缎F圓》則云：“那天他走后她寫了封短信給之雍?！蛱旄嬖V他他們感情破裂的原因，燕山冷笑道：‘原來是為了吃醋?！虼怂派蠈懙溃骸也⒉皇菫榱四隳切┡?，而是因為跟你在一起永遠不會有幸福?！緛碇虚g還要加上兩句：‘沒有她們也會有別人，我不能與半個人類為敵?！悄┚溆悬c像氣話，反而不夠認真。算了，反正是這么回事，還去推敲些什么?！眱稍斓恼f法毫無一致之處，張愛玲這封信到底是怎么寫的，《小團圓》自然難以采信，但也不能說《今生今世》就一定可靠?！缎F圓》寫到湯孤騖，說“他當然意會到請客是要他捧場，他又并不激賞她的文字。因此大家都沒有多少話說”；寫到荀樺，則有“夾腿”之舉。這些不能照搬進傳記，但至少讓我們想到，前一位的原型在《寫在〈紫羅蘭〉前頭》中所云“一壁讀，一壁擊節，覺得它的風格很像英國名作家 Somerset Maugham 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紅樓夢》的影響，不管別人讀了以為如何，而我卻是‘深喜之’了”、“我們三人談了許多文藝和園藝上的話”，以及后一位的原型在《遙寄張愛玲》中所云“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經整整四十年，闊別至今，她也未嘗從我內心深處的‘親友題名錄’中注銷，卻是事實”，興許都要打點折扣。而這兩篇文章恰恰是傳記作家一貫深信不疑的參考文獻。
我講了這么多，歸納起來無非即如本文開頭所說，亦不違《莊子 · 齊物論》“知止其所不知，至矣”的訓誡。這也不算“一篙打翻一船人”，首先針對的還是自己。不過整本的張愛玲傳記寫不成，如果有合適的材料，對于其生活與創作史上多有疑問或很少言及的問題，卻不妨稍予考證，厘清一些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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