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啟蒙運動以來的思想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圖/陳勁

趙鼎新在8月末回國，繼續在浙江大學社會學系的工作。他常年生活在芝加哥，居住在一棟有四百多戶居民的高樓里，他戲稱“一棟樓就是一座村莊”。

趙鼎新身上頗具戲劇色彩的一點在于，他在昆蟲學領域學習了12年，在加拿大麥吉爾大學讀到博士最后一年時，決定轉入社會學領域，“我對國家的關切已經取代了對昆蟲的興趣”。

浸入社會學研究后，趙鼎新認為自己首先要克服的是“一種棄醫從文的魯迅情懷”，即通過自己的寫作來改變中國?！吧鐣枰鄻踊枷?，無論我提出的理論再好，如果一個國家只按照我的理論來發展，肯定會給國家帶來災難”，“可以說，我學社會學后首先破除的就是理科學者講真理的情懷?！?/p>

1996年起，趙鼎新任教于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他曾獲美國社會學學會2001年度亞洲研究最佳圖書獎以及2002年度集體行動和社會運動研究最佳圖書獎。此后，趙鼎新在國內先后出版《東周戰爭與儒法國家的誕生》《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國家、戰爭與歷史發展》等書。2012年，趙鼎新出版《民主的限制》，他在序言中描述自己關心中國前途，有很強的現實感，童年生活在上海的下層社會中度過，又在寧夏當過8年工人。因此，他“對廣大勞動者的權益和所思所想有著呼吸與共的理解和同情，而與形形色色的精英優越感格格不入”，同時對民粹主義保持警惕。

回國后，趙鼎新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訪。趙鼎新在芝加哥時，一直閱讀國內外關于新冠疫情的報道，與身邊的人聊美國的防控措施，關心同事所主持的新冠疫情相關研究。在曲折的抗疫過程和紛繁復雜的國際局勢中，他認為懷有各種政治目的的謠言背后存在結構性因素，不實信息的背后是該信息的主要受眾所共享的宏大價值觀，即使是那些有分辨能力的人，對與自己價值觀一致的不實信息也更容易采取體諒的態度。我們從西方主流話語體系的強大與困境，談到狹隘民族主義、極端主義在許多國家的上升，始終圍繞一個問題展開：當啟蒙運動以來的各種世俗思想體系的影響力在世界范圍內下降，“作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應當如何審視西方近代思想體系，特別是它的生命力及局限性，在避免走向保守主義和狹隘民族主義道路的同時走出自己的道路？”

10月17日，武漢，演員演出抗疫題材歌劇《天使日記》

防疫成功的國家的特點推翻了以前許多理論

人物周刊：經過今年的新冠疫情，你對公共衛生和政府運作體系等方面有什么思考嗎？

趙鼎新：如果我是當時的武漢市長，我該怎么辦。我想到這點就渾身冒冷汗：一千萬人封城怎么得了。我把這個新冠疫情稱為“貝葉斯彌散性災害”。彌散性是指災害一旦發生，馬上就會散開，而不像地震一樣僅僅局限于一地。這類疫情會給決策帶來四個非常難以克服的結構性困難：事后的影響很清楚，而前期對后果難判斷；決策者在前期會有很強的投鼠忌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