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粗放模式”可否突破

中國過去30年的高速發展可以被漫畫式地描述為“就業崗位的大幅度增加和勞動效率的快速提高”，與此伴隨的是快速成長的中國工業能力，而過度依賴第二產業勢必導致大量出口，并造成國際貿易的不平衡，形成今天左右為難的局面。這是今天的“中國病”的總根子。

中國經濟要上一個臺階，必須走出過去的路徑依賴，而這需要政府在制度改革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而不是滿足于鋪攤子、上項目。

中國消費對GDP的貢獻率

剛踩剎車，又猛加油門
11月3日，通過接受新華社采訪，人民銀行宣布，取消商業銀行的“信貸硬約束”，再加上此前在半個月內三次密集降息，貨幣政策明確地從“從緊”開始走向“放松”；財政政策方面，雖然千呼萬喚的減稅政策仍未出臺，但是，1萬億元的地震災區建設和2萬億的鐵路建設項目（雖然并非全部從財政拿錢投資）已經得到批準，5000億的南水北調項目也將啟動。不出意外的話，更新的刺激經濟政策還會不斷出臺，一大批千億數量級上的新投資項目將會紛紛上馬。

而僅僅在3個月之前，宏觀經濟政策才正式地走出“雙防”（防止經濟由偏快轉變為全面過熱；防止由結構性通貨膨脹轉變為全面性通貨膨脹）。給人的感覺是，才剛死踩剎車，忽又猛加油門。

從對政策反饋最為敏感的股票市場來看，這一陣猛加油門并未能點燃人們的信心，相反，悲觀的情緒一直籠罩著A股市場：在寫這篇稿子的時候，滬指已經跌至1700點。而僅僅在2個多月前的8月20日，摩根大通一紙研發報告，僅僅憑宣稱政府“可能將出臺2000億至4000的經濟刺激計劃”，就令股票市場一日大漲7.6%。

你當然可以把這些歸因于肇始美國的金融動蕩。反諷的是，作為震中的美國股市，若以紐約股市的道瓊斯工業指數為例，僅僅是從14000點的高位跌至當下的9000點一線，跌幅大約為35%，而A股的跌幅大約為75%。

當然，你還可以用諸如“A股不成熟”之類原因解釋這個現象。不過，如果我們跳出這個事情本身，就會發現，在危機時刻，一些深層次的矛盾更為清晰地顯現了，而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反省機會：橫亙在中國經濟發展之路上有哪些絆腳石？我們知道，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都是治標不治本，找到這些絆腳石，望聞問切出中國經濟之病的總根子，才有可能開出一服良藥。而擺脫現有的桎梏，中國經濟才能邁上一個新的臺階。

一個漫畫式描述
為了展望未來，我們需先回顧過去。

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初，GDP為0.36萬億元，而今年，預計GDP將約為27萬億元（已經公布的前三季度為20.16萬億），僅從數字上來看，今天的GDP大約是30年前的75倍，即使把物價因素考慮在內，按照可比價格計算，也有大約16倍的增長（即翻四番）。

在如此高增長的背后，伴隨的是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是真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漫畫式地描述這個變化，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大致的圖景：數億中國人原本處于失業、半失業狀態，改革開放讓他們逐漸獲得了真正的就業機會；勞動力開始在整個中國范圍內相對自由地流動，這讓人們開始有機會去嘗試更高收入、更高效率的工作崗位；巨量的投資一方面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一方面不斷地提升勞動生產率；伴隨著勞動培訓、教育和研發，原來中國人不會做的事情現在會做了，勞動效率大大地提高；相應地，中國人的收入也顯著提高，與此伴隨的是消費能力的不斷增強，這培育了國內市場；同時，中國異常龐大的勞動力供應雖然無法直接在全球范圍內自由流動，可是，通過工業品制造和輸出，中國的勞動力實現了間接的全球流動。

簡言之，一方面就業崗位增加了，一方面勞動效率也提高了。中國經濟實現了外延和內涵兩個意義上的增長。

未來的情況會怎么樣呢？

我們先看就業人口增加。1979年，全國總人口9.7億，職工總數還不足1億人（9967萬）；2006年，全國總人口為13.1億，其中就業人口7.64億，在就業人口中，從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人數總和達4.4億。如果把1979年的“職工總數”和2006年的“從事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人數之和”視作可比的統計口徑的話，粗略地說來，這兩大產業提供的新增就業崗位比1979年新增加了3.4億，平均每年大約1100萬個。

中國當下的第一產業（其中最主要是農業）就業人口為3.256億。如果這個統計數據可靠的話，中國目前還有大批農業從業者轉移到其他產業的潛力。

依照美國農業從業人員占有耕地的水平，中國現有的耕地（大約1億公頃）只夠大約300萬農業人口充分就業；依照日本的水平（1994年的數據），中國的耕地大約能提供近7000萬人充分就業。我們按同為東亞國家的日本來匡算，中國大約還需要2.5億個就業崗位，才能大致上讓所有就業人口實現比較充分的就業。按照過去30年的新增崗位速度計算，靜態地看，需要歷時23年。
    當然，實際上等不到23年。因為人口老齡化的原因，2015年之后，15歲至60歲的適合工作的人口將開始減少。這樣粗略地算來，未來20年，如果中國能增加最多2億個工作崗位，就可以基本實現全面就業了。

問題是，僅僅容納了2億就業人口的第二產業，就已經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還需要的另外2億個新增崗位在哪里呢？

在中國步入現代工業社會之前，世界上傳統的工業化國家“G7”的總人口不過7.2億（加上俄羅斯，也不過8.2億人），中國的總人口則超過13億，而且，中國的人口結構中處于16歲至60歲的比例要高過G7，還有，中國婦女的就業意愿似乎也高過G7，這樣算來，中國需要的勞動崗位至少是G7的兩倍。在G7已經基本滿足了我們這個星球上的人們對工業品的需求之后，一個要比G7體量大一倍的經濟體要擠入世界工業品供應商的競爭行面積列中，這就是中國面臨的困境。如果，地球能增加一倍，可能中國的日子就會好過很多。

在未來，通過第二產業的發展來增加2億個崗位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我們只能把目光投到第三產業上。

第三產業（主要包括服務業和交通運輸業）的特點是，勞動力密集，服務者與客戶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在文化背景上貼近。中國除了勞動力供應充沛這個優勢之外，在現有的國際經濟秩序中（資本可以自由地跨國流動，而勞動力不能。這樣，資本可以在全球范圍內尋求最佳配置，而勞動力則不能），其他兩個條件都處于劣勢地位。所以，中國未來的突破點只能主要靠國內的第三產業。當然，一些“準工業化”的第三產業，比如國際航運業，比如軟件業，似乎也有一些機會；還有，中國的文化娛樂業至少在東亞儒家文化圈里可能還有一定的競爭優勢。但是，總體而言，未來中國經濟的突破，可能還是要靠國內第三產業的發展。

“東亞模式”無法承載之重
我們再來看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有這么幾個因素與生產率提高直接相關：技術創新、制度創新、人均投資占有量、勞動力的教育和培訓。

由于數據比較方便和可靠，這里我們只討論投資。

2006年，中國的“資本形成總額”（“投資”加 “存貨”）為9.41萬億元，而1978年，這一數字為0.138萬億元，增長了68.3倍（如果僅用“固定資產投資”這個統計口徑，則2007年比1979年驚人地增長了274倍）；同期的“最終消費支出”分別為11.04萬億和0.224萬億元，增長了49.3倍。相比之下，消費增速比較明顯地低于投資的增速，也低于GDP的增速（同期的增速為61.34倍）。

事實上，從過去30年的數據來看，消費對GDP的貢獻率整體呈不斷下降的趨勢。特別是2003年以來，隨著凈出口的急劇增加，消費對GDP的貢獻明顯下降（從1980年代的65%左右，到2000年的60%左右，再到2006年的49.9%）。

如果用“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這個統計口徑，則更為明顯：1985年之前，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高達90%上下，而2000年之后，這一數據降至40%左右。

對這些數據的一個簡單的解釋是，不斷高速增長的投資帶來了強大的生產能力，國內消費無法消化如此之大的生產能力。于是，一部分生產能力尋求海外消費能力的支持，形成凈出口。然后，國家用外匯儲備的方式把這部分凈出口“儲蓄”起來，投資于海外。最后，中國從資本凈輸入國變成資本凈輸出國。

這個模式基本上是日本、韓國、中國香港和臺灣等地實現工業化的所謂“東亞模式”。我們的問題在于，中國的體量太大了，我們這個星球承載不了如此大的經濟體以這個模式發展。

從長期來看，國際貿易應該是平衡的。中國無法指望不斷強大的工業能力以長期世界第一的加速度增長，并沒有終止地以加速度地形成越來越大的外匯儲備。

另一方面，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過早地成為一個資本凈輸出國不利于中國的整體利益——我們自己需要投資的地方多著呢——何況，作為世界上成長性最高的國家，中國是最值得投資的地方；何況，中國缺乏海外投資的經驗和人才；何況，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在風雨飄搖之中。

消費為什么上不去
把眼光回到國內的消費，我們會發現，中國將長期處于一個“總供應大于總需求”的局面。當然，這個“供應”主要是指工業品的供應，而不是能源、原材料以及服務業（中國的農產品供求基本平衡）。

如果“總供應大于總需求”可以成立，符合邏輯的一個推論就是：從長期來看，中國根本不存在所謂“通貨膨脹”的壓力；相反地，中國將長期面臨“通貨緊縮”的壓力。

我相信，即使沒有美國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過去幾年的物價上漲也是不可能持續的，它會很快隨著國際原材料價格的下跌而降下來。只是，美國發生的事情讓這個下降更富戲劇性而已。如果我們能早一點意識到這一點，也許就用不著“才剛死踩剎車，忽又猛加油門”。

作為一個相對比較窮的國家，中國人的消費意愿當然非常強烈。但是，我們的內需怎么就總是上不去呢？

恐怕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供應結構的問題，服務業跟不上，比如醫療、法律服務、教育、信息服務、運輸（特別是鐵路運輸、航空運輸）、與住房相關的服務等等，都存在較大的需求空間，而相應的供應跟不上，這人為地限制了消費；另一方面是分配的結構問題，在工資、資本和稅收這三塊分配中，稅收和資本拿得相對比較多，工資這一塊相對比較小，這限制了人們的消費能力；還有一塊是人們講得比較多的社會保障問題，社會保障跟不上，讓人們總要存一部分錢，以備不時之需。

這些問題其實都涉及到制度的變革。

供應結構的問題跟市場化進展有關。大凡供應不充沛的領域，多是國家掌控得比較嚴格的領域，種種的壁壘和限制人為地制造了稀缺，并進而形成質次價高，最后造成人們持幣觀望。

社會保障顯然也需要政府在制度上做一些更好的安排。

而分配結構問題則要更為隱蔽一些。

稅收在GDP的比重越來越高，特別是最近幾年，稅收的增幅度遠高過GDP的增幅，而工資的增幅則低于GDP的增幅，這一高一低，更加反映出分配結構的問題。

另外，在勞動力和資本的博弈中，中國的勞動力處于絕對的不利地位，這個使得最終的分配朝著有利于資本的方向發展。

過于龐大的勞動力供應以及相對稀缺的資本本身就讓勞動者處于不利的地位。其次，雙方談判地位也不平等。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的那樣，雇主人數較少，團結較為容易，而勞動者的結合卻為法律所禁止。當然，今天中國的法律并不禁止，甚至鼓勵勞動者團結起來和資方進行工資談判。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地方政府基于對GDP的重視，更容易支持資方，這就造成勞動者的談判地位低下，進而影響工資的增長。

還有，中國過早地成為資本凈輸出國，這也人為地制造了國內資本的稀缺，使得勞動者處于更為不利的地位。

不利于勞動者的分配最終導致消費不旺，并進而影響經濟的健康發展。

當然，相比稅收驚人的增幅，資本對勞動者的優勢顯得不是那么重要。

現在，我們有機會來對全文做一個簡單的小結?；?ldquo;東亞模式”的經濟無法長期持續下去，中國未來的發展重點應落在國內消費上，而國內消費的重點又落在第三產業的突破上，這些都需要政府做出實質性的努力。政府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上馬幾千億、幾萬億的項目——那在當前的情況下是一個應急的選擇——而是要做好以下幾個領域的事情：首先是減少管制，積極支持管制性行業向民間資本開放；其次是減稅，增加企業的活力，并進而增加勞動者的工資；還有，要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解決人們消費的后顧之憂；當然，還有幫助中國企業實現產業升級；還有金融改革以及匯改；最后，就是謀求最有利于勞動力供應方的國際貿易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