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理想之城榜： “后浪”城市崛起，四極區域格局啟幕

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往往懷揣著對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想。什么是理想的城市，是縈繞在許多人心頭的“硬核問題”。這一問題的不同答案，讓人們選擇不同的城市。

當前，中國城鎮化進程正發生關鍵轉向。過去，人們為了生活來到城市；如今，人們為了更美好的生活選擇不同的城市。

滿足人們幸福生活的需求，是衡量城市“理想值”更重要的砝碼。我們嘗試將“幸福生活”量化，運用指標模型描繪城市的“幸福感”，呈現國人心中的理想之城。

這是南方周末城市（區域）研究中心發布的第一期《理想之城榜》。

（馮慶超/圖）

綜合人口規模、城市能級和經濟體量等因素，研究團隊從全國三百多座地級以上城市中選取34座城市作為觀測樣本。這包括超大城市、特大城市、I型大城市，以及年經濟規模接近和超過萬億元城市?？紤]到統計口徑上的差異，香港、澳門及臺灣地區暫未列入樣本清單。

研究團隊從人的感知和需求出發，構建“理想之城”指標模型。這包含公共空間體驗、生活舒適、市民準入和市民待遇四大維度，囊括40項三級指標，關聯的原始數據超過5000條。來自統計部門和第三方組織機構的數據，經處理和賦權運算，并經過多次核校論證后，形成評估對象的具體分值?！袄硐胫恰敝笜四Ｐ偷脑u估結果，出現明顯的正態分布特征。除去排名前六以及最末三位的城市分值具有明顯的差異外，剩余城市的評估分值相差不大，呈現緊緊相隨的態勢。

研究團隊根據具體分值，將34座城市分為Alpha++、Alpha+、Alpha、Alpha-，Beta+、Beta、Beta-，以及Gamma+、Gamma和Gamma-等十檔。榜單顯示，進入Alpha-以上的城市總共有10座。這些城市依次是北京、上海（Alpha++檔），廣州、杭州（Alpha+檔），深圳、成都（Alpha檔），以及南京、寧波、沈陽和西安（Alpha-檔）。

這10座城市與其它城市拉開明顯的差距，可以說是“理想之城”視角的“一線城市”和“準一線城市”。

從區域上看，東部城市依然靠前，以杭州、成都為代表的“后浪”正在崛起，西南地區正在形成“第四極”。中國區域格局正在進入“四極”時代，連接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區的“菱形結構”，將串聯和覆蓋中國的“理想之城”。

區域趨勢：“后浪”城市崛起，四極格局正形成

經濟學家林毅夫曾經提出區域格局“菱形結構”的新論斷——連接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區四個“極點”形成的菱形結構，以及菱形內部覆蓋的地區，貢獻了全國77%以上的經濟體量，構成中國經濟的重心區域。

依據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結果，研究團隊推斷，“幸福生活”領域的區域“第四極”已經形成，人口正加速流入核心城市和強都市圈，一二線城市的“等級賽”正在加速迭代。

（馮慶超/圖）

1.城富則民強，高“幸福值”推動城市經濟逆襲

經過與經濟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研究團隊發現樣本城市的“理想之城”評估分值，呈現和GDP強相關特征（P值<0.01,相關系數為0.84）。（編者注：相關性分析，是一種運用函數模型對兩個變量相關性進行分析的方法，若P值<0.05，則兩個變量之間顯著相關；X與Y相關系數為正，則正相關，反之則負相關；若系數絕對值>0.6，則兩個變量之間具有強相關性。）這也就是說，越是富有的城市，“幸福感”越高。這直觀反映出，“富”城市基礎設施相對完善，財源相對充足，能夠提供更多公共服務和公共空間資源，能較好地為民眾提供“幸福生活”的資源和環境。

具體來看，半數城市獲得遠超經濟實力的“幸福值”，這些城市包括杭州、成都、南京、西安等。

鑒于越來越多的人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選擇城市，我們有理由相信，“幸福值”的提升，將幫助更多城市后來居上，實現美好生活帶動經濟發展的逆襲。

2.“后浪”崛起，一二線城市“洗牌”

研究團隊發現一批“后浪”——一線城市的有力挑戰者。杭州憑借“生活舒適”和“市民待遇”兩大維度的良好表現超越深圳，搶得第4名的“寶座”；“生活舒適”維度表現欠佳的深圳，則屈居第5名。

如果以深圳的評估分值作為“一線”的標準線，明顯的領先優勢足以證明杭州已經進入“一線”行列；而與后續城市拉開較大差距的成都，則很有可能成為下一個挑戰者。

除了杭州和成都，“后浪”城市還包括南京、西安、長沙、武漢、濟南、重慶和廈門。相比佛山、東莞、泉州等一些傳統工業強市，這些城市在榜單上的表現更為亮眼。

“后浪”城市的主要特征是強烈的“互聯網感”：一方面，這些城市是北上廣深之外，新銳互聯網公司的熱門選址地；另一方面，這些城市是年輕人們熱衷“打卡”的“網紅城市”。

在改革開放早期的工業化中，這些城市的表現并不算突出，處于中上游水平；但在互聯網浪潮席卷的新時代，這些城市展示出成為“互聯網之城”的巨大潛力。

研究團隊認為，互聯網浪潮正加速城市迭代，“后浪”城市在互聯網戰場贏得先機，有可能取得超越傳統工業城市的領先優勢，成為重塑區域格局的重要推動力。

3.人口流向強都市圈，菱形區域格局正形成

結合人口數據看，排名靠前的“一線城市”和“后浪”城市，正在成為越來越多人的選擇。

剔除行政區劃撤并因素，近五年，深圳、廣州、杭州新增常住人口增長率超過15%，絕對值均超過100萬，這些是評級為Alpha+和Alpha的卓越城市；而排名較高的成都、西安、長沙、武漢、重慶等城市，均實現了超過50萬乃至100萬的常住人口增量。

與排名相去甚遠的還有兩個特例，排名第9位的沈陽人口數量增長接近停滯，而在34座城市處于中下游的佛山，五年間常住人口增量超過80萬。位列前兩名的北京和上海，則與沈陽一樣人口增長緩慢，甚至在某些年份出現人口下降。

研究團隊認為，這反映出“理想之城”對人口的正向吸引力：越好的城市越吸引人，而最好的城市由于人口流入趨近飽和，遭遇“溢出效應”壓力。

從城市群角度看，長三角地區的常住人口增量最為亮眼，珠三角地區次之，而成渝地區的表現更是堪稱“黑馬”。在總榜單以及“公共空間體驗”和“市民待遇”維度的評估中，成都與重慶這對“雙子城”雙雙進入前15名，表現優于中部和許多沿海城市。

鑒于此，我們欣喜地看到，頂層設計期待的經濟增長“第四極”，已經在“理想之城”的評價中預演。這意味著，成渝地區未來能夠依靠“幸福值”吸引更多中高端人才，推動經濟建設和城市發展。成渝地區形成的極點，將與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相互連接，形成驅動中國城市發展的“菱形結構”。

我們同樣期待，長三角、珠三角強者更強，而京津冀地區能夠破除北京獨大的局面，中部地區能夠出現“第五極”，共同推進中國經濟社會的包容性發展。

4.省會城市亮眼，省域“雙城”新融合值得期待

許多省份存在獨特的“第二城”現象，即全省經濟體量最大的城市并不是省會城市，而是工業經濟發達的“第二城”。

在“理想之城”的評估中，大部分省會城市的“理想值”，反超經濟體量更大的“第二城”。這樣的例子有：江蘇的南京與蘇州，遼寧的沈陽與大連，山東的濟南與青島；福建省則比較特殊，經濟體量最大的泉州不如省會福州，但該省排名最高的是副省級城市廈門。

研究團隊推斷，造成雙城“倒掛”現象，其原因在于“理想之城”指標模型的眾多指標涉及公共資源調配，比如文化空間的供給、地鐵等基礎設施，以及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在公共資源調配上，行政級別更高的城市更有效率（在福建省，行政級別更高的廈門調配效率更高）。

鑒于此，研究團隊預判，省會城市憑借行政調配效率，能夠提升“幸福值”，吸引更多人才和創新產業流入。省會城市的“幸福值”優勢，將與“第二城”的工業基礎相融合，形成“創新-量產”的鏈條。這樣的趨勢已經出現，比如福建省許多品牌研發總部和營銷中心在廈門，而制造業基地在泉州。

5.工業城市區域分化，長三角領先珠三角

從評估分值看，并不是所有傳統工業城市的表現，均遜色于“后浪”城市。

在“理想之城”的評估中，傳統的工業城市出現比較明顯的區域分化現象：珠三角地區的佛山和東莞，以及東南的泉州，在34座城市排名中位居中下游；寧波、沈陽、蘇州、無錫等工業強市，評估分值均明顯超過前述三座城市，整體上與“后浪”城市旗鼓相當，而這些城市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地區。

這也就是說，在二線城市“幸福值”的供給上，珠三角地區表現不如長三角地區。這反映出長三角地區的城市發展層級，相較于珠三角地區更加均衡，公共服務供給更加充足，針對“城市病”的社會治理更有成效。但我們也欣喜地看到，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深度推進，香港、澳門將與珠三角地區有更深入的互動，兩座國際化大都市的加入，將使得環珠江口有望崛起世界級城市群，將進一步推動珠三角地區公共服務的均衡供給。

位居第9名的沈陽，呈現出生活壓力和“市民待遇”較高的優勢。在東北地區陷入衰退困惑的情況下，一枝獨秀的沈陽顯示出東北城市未來“振興”的可能性。

“理想之城”榜的評估數值，出現了某種“有序”和“無序”的沖突。盡管總榜單的數值呈現相對均衡的正態分布，但若干二級指標、三級指標卻出現了令人意外的“斷層”。

這種單項指標的“不均衡”，實質上是城市間公共供給與城市治理成效差異的顯著體現。研究團隊編制的“理想之城”指標模型的重要目的，就是幫助城市管理者找到差異之所在、問題之所在，從而彌合城市間的“失衡”，讓更多城市成為人們安居樂業的“理想之城”。

依據數據的相關性分析，研究團隊梳理出問題和建議的行動策略如下：

1.消費強文化弱，文化空間體驗“馬太效應”明顯

從具體指標看，“消費空間體驗”分值大體呈現正態分布，城市間分值差異不大；但“文化空間體驗”分值卻出現北京、上海遙遙領先，與其它城市差距巨大的現象。

研究團隊認為，“消費空間體驗”與商業利益之間關聯，能較好激發市場主體能動性，從而提升消費空間體驗的效率；“文化空間體驗”中的公共圖書館人均藏書量、博物館數量等指標指向的則是公共供給，配置效率不及快速的“市場之手”。

因而，地方政府的職能部門應該多向市場“取經”，集合職能部門、文化產業、當地居民三方的智慧和力量，在文化需求高的區域，借鑒上海推動老舊廠房和深巷老房微改造的經驗，借鑒西安將非遺文化同文旅消費相結合的經驗，煥發文化空間的魅力。

2.高物價“城市病”得到抑制，高房價、交通擁堵問題亟須緩解

經數據相關分析驗證，物價壓力已經和經濟規模、城市發展水平沒有直接聯系，顯著論據是北京、上海是34座樣本城市中物價壓力最小的兩座城市。這充分說明，高物價的“城市病”在部分城市得到抑制。

但另一方面，住房壓力、通勤壓力依然與城市發展水平呈現正相關——經濟越發達的城市，住房壓力和通勤壓力越大。深圳是住房壓力最大的城市，而北京出行最不便捷。這也直接反映出，高房價、交通擁堵的“城市病”依然存在，亟須更有智慧的城市治理。

研究團隊認為，在治理高房價問題上，房價收入比最低的長沙值得研究借鑒；而交通擁堵問題更多期待科學規劃和信息化手段的引入。

3.生態環境治理成效顯著，教育、醫療資源供給相對不足

從“市民待遇”的具體指標看，34座城市的環境治理可圈可點，多項生態指標達到優異水平，多數城市的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達到100%。

相較于生態環境指標，除去北京，三十多座樣本城市在教育、醫療資源供給上的分值均存在較大差距。這預示著城市的管理者們要想方設法加大教育、醫療資源的供給。

4.舒適生活與優質市民待遇難以兼得

從整體上看，生活舒適指標與市民待遇指數出現負相關。這與民眾的經驗一致：卓越城市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吸引更多的人口流入，造成生活空間的擠壓，出現高房價、交通擁堵等“城市病”，從而造成生活舒適度的下降。而生活較為舒適的城市，往往公共資源不夠充足。

研究團隊發現，在“魚和熊掌如何兼得”的問題上，廣州和杭州都提供了相對不錯的經驗。這兩座城市均實現了“生活舒適”與“市民待遇”的均衡。這啟發著城市管理者“雙管齊下”，在治理高房價、交通擁堵問題的同時，提升市民公共服務供給，尤其是針對非戶籍人口的均等化供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