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捕安倍”?
因涉嫌挪用公款、邀請選民參加宴會,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深陷“賞櫻會”風波已逾一年。
“賞櫻會”如何淪為日本政客的“拉票工具”?又緣何風波不斷?
日本檢方真的能給安倍定罪嗎?
11月23日,日媒報道稱,安倍及其后援會可能動用了約800萬日元(約合50.4萬元人民幣)政治資金,以填補“賞櫻會”活動費用虧空。隨后,“逮捕安倍”等相關話題沖上日本熱搜。
12月3日,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基本決定,以違反《政治資金規正法》的嫌疑對安倍的公設第一秘書立案,并要求安倍本人自愿接受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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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櫻會”變了味兒
“賞櫻會”,是日本政府組織的賞花活動。政府邀請皇族和前皇族成員、外國使節、參眾兩院議長和議員、各部部長、國際友好人士、日本社會各界精英和其他有突出社會貢獻的人員,與首相一起欣賞櫻花,以表彰、慰問他們對日本發展做出的貢獻,費用則由日本政府承擔。
從1952年東京新宿御苑“賞櫻會”開始,日本“賞櫻會”已有近70年歷史。安倍就任日本首相期間,亦按照慣例舉辦“賞櫻會”。
但實際上,安倍政府的“賞櫻會”已經變了味——社會名流和賢達已不再是“賞櫻會”的獨寵。
在每年參加“賞櫻會”的人員中,有近千人是安倍后援會的支持者。他們不見得對日本社會有過多么重要的貢獻,卻是安倍的“鐵粉”選民。換言之,安倍主持和舉辦的“賞櫻會”,是拿著納稅人的稅金,用國家的財政資金,來培養自己的選民。
2013-2019年,安倍政府都會在“賞櫻會”前一晚舉辦大型宴會,即“前夜祭”?!扒耙辜馈庇砂脖逗笤畷鬓k,該后援會的代表時任安倍政府第一秘書。
據日媒報道,2018年“前夜祭”晚宴中,有800多名安倍選舉支持者參加,2019年時亦有700多人?!扒耙辜馈逼骄咳说牟唾M至少1.1萬日元,受邀人員每人僅需繳納5000日元,剩下的費用均由后援會承擔。
日本在野黨指責,安倍的做法明顯違反了日本《公職選舉法》和《政治資金規正法》,利用政府資金培植自己的選民力量。
《公職選舉法》規定,禁止官員以任何形式向選民提供有價物品。
2014年,一名前法務大臣僅因向選民發放印有自己形象的紙扇,就被迫辭職。安倍政府卻直接邀請其后援會支持者參加宴會。
《政治資金規正法》規定,國家公職候選人后援會的政治資金,收入、支出必須筆筆賬目清楚、記錄在案,且不能對選民進行轉移支付。
2010年4月,因在時任日本首相鳩山由紀夫的政治資金報告書中進行約4億日元(1美元約合92日元)虛假記錄,其前秘書勝場啟二觸犯《政治資金規正法》,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
根據東京地檢署特搜部的調查,安倍政府“賞櫻會”的支出龐大,政府提供的預算無法滿足,安倍后援會提供大量資金。然而,安倍后援會并沒有記錄這筆巨大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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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權力與稅金私有化
去年11月以來,安倍“賞櫻會”余波不斷,關鍵在于日本在野黨、社會輿論和民眾對于安倍政府濫用公職權力的質疑。
在安倍之前,日本政府“賞櫻會”規模雖不斷擴大,但總體處于可控狀態。
在20世紀50年代早期,“賞櫻會”只有4000人左右參加;80年代中曾根首相執政后擴大到了七八千人左右;新世紀,小泉執政后期發展到1.1萬人。但在2010年鳩山由紀夫執政時,“賞櫻會”規模又恢復到1萬人左右,開支費用在1000萬日元左右。
2013年,安倍第二次執政后首次舉辦“賞櫻會”,出席人數只有1.2萬人左右,費用約1718萬日元。但此后,安倍政府“賞櫻會”的出席人數和花銷費用均大規模增加。2014—2019年,“賞櫻會”支出從3000萬日元(約合193萬元人民幣)增至5500萬日元(355萬元人民幣),參加人數從1.4萬人增至1.8萬人左右。
日本在野黨、社會輿論和民眾普遍質疑:
“賞櫻會”有無必要這樣大規模增加人數,增加預算?
這樣的聚會,是不是已經變成了首相個人籠絡人脈,擴張勢力的工具?
事實上,日本媒體已經披露,在2019年的“賞櫻會”中,僅經安倍夫人推薦參加人員就有1000人。這很顯然涉及公器私用,個人人情色彩強烈。
隨著“賞櫻會”規模大幅度擴大,安倍政府在資金使用方面,亦出現違規違法的嫌疑。
2014-2019年,安倍政府“前夜祭”晚宴總花費超過2300萬日元,收到的門票費用總額卻只有1500萬日元左右。對此,東京檢方認為,安倍政府及其后援會可能通過某種形式填補了其中800萬日元的差額,而這涉嫌違反《公職選舉法》和《政治資金規正法》,屬于“賄選”犯罪行為。
此前,安倍后援會已經承認,他們在5年間共動用916萬日元(約合人民幣57.7萬元)填補“賞櫻會”資金虧空。
2019年夏季,日本在野黨各民間法律人士對此事進行追究,指責安倍政府公器私用,日本政府因此取消原定2020年4月舉辦的“賞櫻會”。同年12月,日本部分民眾還到首相官邸前抗議,指責受邀人員公私不分,并持有寫著“是拿血稅邀請朋友賞櫻吧”等的塑料卡片批判安倍政府的行為。
日本立憲民主黨干事長福山哲郎認為,這純粹是安倍用稅金來招待自己的后援會。國民民主黨代表玉木雄一郎也表示,安倍此舉是“將權力與稅金私有化的行為”。
事情并未完結,進入2020年9月份,在野黨借助國會、媒體等渠道,繼續追責安倍。輿論不斷發酵,到11月份達到新高潮,日本相關法律人士和社會團體要求起訴安倍。目前,專門負責政治家腐敗案件調查的東京地檢署特搜部,已經將此事立案偵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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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給安倍定罪,有多難?
在安倍執政期間,東京地檢署特搜部為什么沒有對政府“賞櫻會”案件進行全面調查?
因為根據日本法律規定,國務大臣涉嫌刑事案件,必須在得到首相允許的情況下,才能進行刑事調查。也就是說,在安倍就任首相期間,只要沒有得到安倍的同意,日本檢方沒有權力對安倍本人進行刑事調查。
因此,日本檢方只能等到安倍從首相位置上卸任以后,再采取行動。
那么,如今安倍已經辭去首相一職,日本檢方是否就能徹底調查案件、收集證據,并順利起訴安倍或給他定罪呢?
事實恐怕沒那么樂觀。
對于日本法律人士和在野黨對“賞櫻會”的追究,安倍本人基本上采取了回避或者不承認的態度。
安倍表示將認真配合檢方的調查活動。目前,他對這一問題的回應主要包括:他個人沒有參與“賞櫻會”人員邀請工作;他對后援會挪用政治資金、補充“前夜祭”經費一事并不知情,同時否認其后援會此前曾挪用資金、補充“賞櫻會”活動。
對此,安倍后援會方面人士也聲稱“安倍不知情”,后援會并沒有向安倍匯報有關“賞櫻會”及“前夜祭”經費使用等方面的情況。
根據案件相關方的上述表態,我們可以判斷,日本檢方如果不能在調查中獲得明確證據,證明安倍對此案知情、親自參與“賞櫻會”人員安排且在其中安插自己的選民的話,就無法斷定安倍直接觸犯刑律。
如此一來,可能受到刑事追究的僅僅只有安倍后援會的領導組織人員。而安倍本人犯下的頂多是安排后援會人員失察之過,這屬于領導能力和領導方法的問題,并不涉及刑事犯罪。
日本以往涉及高級領導人的犯罪嫌疑案件中,高級領導人直接遭受法律懲處的情況也很少,大多數情況下是由其秘書、助手或者下屬人員承擔罪責。他們有的被免除職務,有的被剝奪公職,嚴重者則受到有期徒刑的刑事處罰,更有甚者以自殺來替上級承擔罪責。
因此,安倍本人大概率能夠順利逃脫罪責,“賞櫻會”案件,并不會給他本人帶來傷筋動骨程度的損害。結局很可能是下屬人員代替安倍受過,而躲在金權政治黑幕背后的大佬,很難使其承擔真正的法律責任。
不過,毫無疑問的是,這樣的政治丑聞已經將安倍置于道義的審判席上,大幅降低他作為政治家的個人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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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集不斷,根源何在?
安倍“賞櫻會”風波之所以長期發酵、續集不斷,主要出于以下5個原因:
第一,安倍在任首相期間,打破“賞櫻會”慣例,大幅擴大活動規模、增加資金投入,并帶入支持本人后援會的選民,的確表現出諸多徇私舞弊的蛛絲馬跡。
就目前而言,種種證據都指向了安倍,對其十分不利。這對于日本國內反對派而言,無疑是抓住安倍乃至自民黨勢力的把柄和實錘的好機會。只要進一步深入追究,就有可能挖出證明安倍違法的有力證據,至少也能借機證明安倍后援會的違法事實。
第二,日本民眾普遍反感金權政治。
金權政治不僅損害了民眾的知情權,政治家、官僚、政客和商人們通過金錢和權力交換,攫取個人利益,危害的是普通大眾和社會群體的利益。
對金權政治深惡痛絕的日本民眾,自然希望能將此案查個水落石出,因而不斷呼吁媒體和社會持續追責,尋求正義。
第三,盡管日本是一個法治國家、法治社會,但是政治家、官員和財界的幕后交易丑聞不斷。這導致民眾和媒體對政治家、官員和財界存在一種普遍的不信任感,一旦有所線索,便會不棄不舍地尋求事情的真相。
第四,日本自民黨一黨獨大,在野黨長期受其壓制,難以獲得翻身的機會。
他們竭盡全力尋找自民黨首相及其大臣的執政紕漏,一旦找尋到對手顯著的瑕疵,就窮追猛打、不依不饒地追尋到底,以打擊自民黨的威望,提升本黨地位和聲望,甚至爭取本黨的執政可能性。
安倍“賞櫻會”風波之所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很大程度上是在野黨窮追不舍的結果。為了集結更多力量,日本立憲民主黨、共產黨等在野黨幾乎消弭相互之間的分歧,聯手“阻擊”安倍。輿論的高度關注,在某種程度上也有在野黨施加影響的影子。
第五,在日本在野黨看來,打擊安倍不僅是打擊自身的政治對手自民黨,也是打擊現任的菅義偉政府。因為菅義偉政府不僅來自于安倍的禪讓和扶植,菅義偉本人更是直接參與了安倍政府“賞櫻會”的籌辦活動。
另外,在在野黨看來,菅義偉政府肯定會包庇和掩護安倍,竭力幫助其擺脫困境。因此,更有必要深入追究安倍“賞櫻會”案件,以便對安倍本人及其菅義偉內閣進行連鎖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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