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發現手稿看梁啟超為出洋五大臣做槍手真相

梁啟超為清廷出洋考察憲政的五大臣捉刀代筆，草擬奏折，大概是清末立憲史上最有趣的故事了。梁啟超以通緝犯身份，流亡海外，卻直接介入最高層的政治決策，不能不令人咄咄稱奇。

對于這樣一樁關系重大的事件，正傳野史中雖然不乏記錄，后世研究者也多有立論闡發，但流行的說法并沒有得到文獻印證。真相究竟如何，并不清楚。

陶菊隱的說法
民國著名報人陶菊隱在《六君子傳》中繪聲繪色地敘述道：

這幾位先生 （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戴鴻慈、端方、載澤、尚其亨、李盛鐸），叫他們考察目迷五色的海外繁華或有余，要叫他們考察憲政，則可謂“用非其才”。幸而前清有一風氣，官越做得大，事體越清閑，自有手下人為之撐腰墊背。五大臣帶了若干參贊、隨員，其中最有力的一個就是后來大大有名的湖南鳳凰人熊希齡。

……（熊希齡）想再找一個替他墊背的，想來想去，想到同鄉人楊度的身上，乃向五大臣上了個條陳：“我們匆忙到外國，不久又匆忙回來，不易搜集材料?？v然搜集了材料，而各國國情不盡與我國相適合，不易整理就緒。依著希齡的見解，不如物色一個對憲政有深切研究的人物，叫他厘定方案，我們回國時即以之為藍本，潤色之而出奏。”

那幾位大臣對此無成見，只要自己不動手，無論哪一個做槍手都成。關于槍手的人選問題，熊以為我國精通憲政的有二人，一為梁啟超，一為楊度。梁是朝廷的罪人，楊則無所謂，不如先找楊再說。他的上司說：“好，這件事就交給你辦。你到東京辛苦一趟，先和楊度接洽。”

熊立刻乘船到東京，見了楊度說：“皙子（楊度字皙子），你的機會到了！我請你幫忙，同時我卻替你幫了一次大忙。”楊向他投著一道驚疑的眼光，他卻汩汩滔滔地說了一切經過，并且說：“五大臣做軀殼，你替他們裝上一道靈魂。當他們在火輪上看海鷗，在外國看跑馬、賽狗的時候，正是你閉戶著作的時候。他們逛得厭了，你的大作也就完成了。”

楊想了一想，這正是“借尸還魂”的機會，便欣然應允了。等到熊由日本返國覆命的時候，楊又把槍手的責任分一半給梁任公，他自覺學問淵博不及梁，行文之流暢亦有所不及，便把難題目交給梁做，這個題目就是《世界各國憲政之比較》。他自己揀了兩個比較輕松的題目，一為《憲政大綱應吸收各國之所長》，一為《實施憲政程序》。……

且說五大臣倦游歸國時，槍手的草稿未到，急得他們搔首頓腳。又是熊出主意，要他們以“考察東南民氣，并征集名流意見”為由，在上海飲酒看花，一面派急足到東京催促槍手交卷。卷到了，五大臣打馬進京，根據梁楊的藍本奏請立憲。丙午年（光緒卅二年）七月，經過御前會議，清廷乃下“預備立憲”之詔。

《六君子傳》1946年由中華書局出版，1981年改名《籌安會“六君子”傳》修訂再版。1957年陶菊隱新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陸續發行，這段極富戲劇性的描述再度出現。此書2006年又由海南出版社重印，文字一仍其舊。

由于陶著流傳廣，影響大，這一說法被不少作者襲用。細究其言，陶說其實有不少錯誤。一個最基本的史實是，由于啟程之日遭到革命黨人的炸彈襲擊，五大臣改為分兩批先后出洋，在海外考察也有國別的分工，歸來的時間自非一律。當戴鴻慈與端方1906年7月21日回到上海時，載澤與尚其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