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蘇聯語言學史上不應被忘卻的一頁

　　已屆晚年的斯大林為什么會插手語言學問題？馬爾的學說為什么如此引起領袖的關注？馬爾又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物？作為中央機關報的《真理報》展開的語言學討論是學術分歧，還是政治斗爭？請看———
　　
　　如果不是一些要籍———如高名凱先生寫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語言論》———中的大量引錄，現在即使是中文系或外文系語言專業的學生，也未必知道時常是一身戎裝的斯大林還寫過一本曾被列為經典———而且不僅僅是語言學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20多年前我還是大學生時參與語言學興趣小組，我們的導師、一位剛從北方調來的教授首先讓我們精讀的，不是當時已有中譯本的索緒爾和布龍菲爾德，而正是這本斯大林。至于它在五六十年代的影響，更是只要隨便翻翻當時出版的語言學書籍和語言學雜志，就可見一斑———它無疑是當時引用率最高的“專業文獻”。1991年，外研社出版了《許國璋論語言》，集中所收這位1960年代起即名揚全國的英語教材主編的語言學論文卻都是1978年以后寫就的，在此之前則是一片空白。許先生自述這并不是由于自悔少作作了刪削，而是少而無作，原因即在于1950年代之后，“時以某人某言為訓，探索無從”。這“某人某言”對后來者，也許會成為需要加注的古典；而對過來人，則是不言自明的今典。
　　但，僅僅把《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從專業必讀文獻中清除出去是不夠的。已屆晚年的斯大林為什么會插手語言學問題——或者說是什么促使他對語言學中的馬克思主義問題產生了興趣？這當中有什么前因，又有什么后果？斯大林在書中嚴詞批駁的馬爾學說為什么如此引起領袖的關注？作為中央機關報的《真理報》展開的語言學討論是學術分歧，還是政治斗爭？馬爾又是一個什么樣的人物？這都是語言學史或不僅僅是語言學史所不能也不應放過的問題。
　　俄羅斯語言學博士米哈伊爾·維克多羅維齊·戈爾巴涅夫斯基教授于1988年在《文學報》上發表了被稱為檄文的《關于泰斗的提綱：斯大林關于語言學的那些文章給科學做出了什么貢獻》，戳穿了斯大林作為“偉大的語言學泰斗”的神話，第一次披露了蘇聯語言學問題討論的背景和內幕。文章發表之后產生了強烈的反響，既有讀者加以鼓勵，證實或補充相關事實；也有讀者“甚至差一點兒要與我決斗”。無論哪一類讀者都是作者應該報答的，于是作者再接再厲，經過兩年的艱苦工作，利用相繼解密的包括克格勃檔案在內的蘇聯時期眾多內部材料，寫就了這部20余萬言的專門著作——《世初有道——揭開前蘇聯塵封50年的往事》(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02)。
　　作者在引言中說：“細心的讀者根據《約翰福音》的續篇，能讀出本書書名的潛臺詞：‘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創世之初，道與神同在，世間的一切都由道而開始，沒有道，世間的一切便無從開始……’”中譯者專門就書名的翻譯與作者作了探討，綜合《約翰福音》漢譯本中“太初有道”的“有道”之意和俄語中該句話的表達方式，譯為《世初有道》，企圖揭示兩個層面的意義：一是從創世之初，語言就作為交際的工具，在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中始終占有獨特的地位，因此語言問題歷來都受到執政者的關注；二是自從有了人類社會，人世間就有了自己的“道”：人類歷史上無論發生過和將要發生什么，世間的“道”始終存在，歷史終將恢復其本來的面目，而人類眾生中的一切忠奸善惡最終也會是非清楚，涇渭分明。
　　
　　馬爾在蘇聯語言學界的統治地位，正是借助斯大林的專制形成的
　　讀過《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的人，都會記得斯大林的主要批判對象——馬爾；但不一定會知道馬爾在蘇聯語言學界的統治地位，卻正是借助斯大林的專制而形成的。
　　尼古拉·雅科夫列維奇·馬爾(1865－1934)是一位很有天賦的學者，在歷史考古和具體語言研究領域作出過重要貢獻。但缺乏語言學理論素養的他，偏偏有意把語言科學變成實現他個人思想的實踐，試圖征服整個世界語言學界。由征服的欲望帶來的自負和因征服的不可能而產生的自卑，使他立誓要與俄國革命前的語言學和國外語言學徹底決裂，而當時蘇聯的政治形勢和政治需要給他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契機。他把以前的語言學傳統都定性為資產階級的，把不讓資產階級的語言學說入侵蘇聯科學當作自己的神圣使命———而保證了蘇聯語言科學的純潔性，也就等于保證了他的“語言新學說”的權威性。
　　馬爾的“語言新學說”認為，語言不是沒有階級性的交際工具，而是上層建筑，人類語言的基礎是由4種原始要素組成的：
　　當人類不僅擁有物質文明，而且擁有上層建筑文明時，便產生了有聲語言。譬如，就像在手勢語言占絕對統治時期，即在整個古石器時期形成一定的世界觀一樣。因此，在勞動和巫術過程中產生的4個聲音單元成了語言學的元素，成為重新形成的有聲語言的基礎。這時候，人類的生存環境已出現社會性分化，有聲語言就成了階級的語言，并和后來的文字一起都成了統治階層手中階級斗爭的工具。
　　從這短短的引文中我們就可以看出，馬爾的理論充滿矛盾和臆想，完全經不起推敲和追問。但他既給它們披上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的、無產階級的法衣，那么質疑者就當然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唯心主義的、資產階級的了。當被追問到4個元素的來源，當四元素方法受到批評時，這位科學院院士居然強硬蠻橫地宣稱：“有些東西是不需要證明的，而只能展示！”
　　馬爾十分清楚，在當時，科學領域的許多事情都依賴于職位的影響，而且與職位的影響力范圍相關。據1926年蘇聯科學院記事手冊的記載，馬爾的行政頭銜不下10個。1930年，他還被授權代表“全蘇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科技工作者協會”向聯共第十六次代表大會宣讀賀信，就坐在主席臺上的斯大林滿意地聽著這位科學院副院長慷慨激昂的表白：
　　蘇維埃政權給予科學充分的自由，鼓勵和支持在真正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的領域中進行最勇敢、最果斷的科學探索。在這樣充分自由的條件下，我曾努力發展關于語言的理論學說，在這一領域從事著自己的科學工作，我將與新型科技干部———共產黨員科技工作者和堅定的非黨工作者一道繼續發展這一理論學說。在經歷著尖銳的階級斗爭考驗的關鍵時刻，我認識到不問政治的虛偽性，并很自然地把這種虛偽拋開。我堅定地站在科學文化戰線一名戰士的崗位上，捍衛準確的無產階級科學理論的總路線，捍衛共產黨的總路線。
　　一本1940年代出版的為馬爾歌功頌德的傳記這樣記載：“斯大林在聯共(布)十六大上所作的報告中提出要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在一個國家內繁榮形式上是民族的、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文化，以便使這些文化聯合成一種共同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并擁有一種共同的語言。這一提綱激發了馬爾的新的朝氣和力量，他成了斯大林思想的堅定不移的和熱情激昂的宣傳者。馬爾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不止一次地指出了斯大林的這些思想的驚人的鮮明和深邃?！瘪R爾的忠心得到了領袖的賞識。會議剛一開完，馬爾就被接受為聯共(布)黨員，而且沒有預備期。一年之后，成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成員。稍晚經斯大林同意和支持，馬爾被蘇維埃政府授予列寧獎章，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又授予他功勛科學工作者稱號。
　　馬爾的“語言新學說”獲得了廣泛的宣傳和推廣，馬爾主義者“很快就明白了在與學術上的反對派進行的斗爭中，斯大林的專制為他們提供了無限的可能”。反對馬爾新學說的學者被扣上一頂頂政治帽子，遭到批判、解職、流放甚至被迫害致死，從科學界消失或干脆從生活中消失。書中提供了不止一個讓人驚心動魄的例證?！榜R爾主義的燒瓶中炮制出了有毒的熱湯，其劑量足夠給所有的反對派服用?！泵鎸@樣的歷史，作者寫道：
　　科學上的理論和意見可以有很多，也應該有很多，否則就不可能接近真理，但是只要有一種理論宣布它是例外，聲明說，只有它，只有它一個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而將自己的反對派都貼上政治標簽，并采用各種形式的告密手段，那么，事實上科學就已經停止了自身的發展，發生了最嚴重的停滯。
　　這樣“最嚴重的停滯”，在蘇聯還將持續許多年。
　　
　　斯大林對語言學問題產生興趣，并在馬爾死后拿他開刀
　　馬爾于1936年病逝。之后他的學生們接替了他的位置，借各種機會繼續推行馬爾學說，也繼續著他們對持不同觀點的語言學家的批判。1949年，蘇聯科學院主席團召開專門會議，討論“語言學戰線的形勢”，并通過決議：馬爾院士的“新學說”是惟一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理論，與其相悖的任何其他理論都應堅決予以肅清。一批語言學者被點了名，其中包括格魯吉亞語言學家契科巴瓦·阿爾諾利德·斯捷潘諾維奇。但這一次厄運沒有再次落到馬爾的反對者頭上，而是很快就出現了相反的局面。
　　斯大林為什么對語言學問題和馬爾學說產生興趣，并在馬爾死了十多年后拿他開刀？這是一個難解之謎。在作者看來，其中既有具體的政治原因，又有復雜的心理因素。這或許是為鞏固自己的科學泰斗地位(正如中央黨報所指出的那樣：“他毫不猶豫地承擔起決定許多門科學命運的最高法官的重任”)；或許是出于對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權威的馬爾的嫉恨(斯大林后來在文章中明確表示了他對馬爾說話口氣的厭惡，稱“馬克思和恩格斯都比他謙虛得多”)。而契科巴瓦則說，斯大林對語言學問題的興趣實質上跟民族問題有一定的關系。
　　正是在1949年，契科巴瓦根據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恰爾克維阿尼的建議，寫了一份《馬爾院士的語言階段分類》的報告。恰爾克維阿尼是當時正在編纂的《格魯吉亞語詳解詞典》的主編，而按馬爾的語言階段學說，格魯吉亞語要比猶太語和印歐語族中諸語言低一個等級。格魯吉亞黨的領導人關心馬爾學說，或許與此有關(契巴科瓦在報告中強調了這一點)。這份報告被呈給了斯大林。作者推測這個猶太語要高于格魯吉亞語的理論，有可能使斯大林本人和他的民族感情受到直接的侮辱。次年，契科巴瓦和恰爾克維阿尼帶著剛出版的《格魯吉亞語詳解詞典》第一卷在斯大林的別墅受到接見，斯大林與客人討論了馬爾的語言新學說，并授意契科巴瓦把意見“先寫出來，我們看看，如果可行，就印刷出版”。
　　一個月后，《真理報》發表了契科巴瓦的《論蘇聯語言學的若干問題》，對馬爾的語言新學說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按照斯大林的旨意，報紙宣稱將就此展開公開的、自由民主的討論。
　　馬爾的學生、當時蘇聯語言學界的頭面人物、蘇聯科學院語言與思維研究所所長麥夏尼諾夫立刻撰文回擊，標題是“為創造性地發展馬爾院士的遺產而努力”，聲明要建立沒有馬爾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學是不可接受的，并強調契巴科瓦的文章是“資產階級語言學基本觀點的重復”。當時——本書作者描述說——“麥夏尼諾夫的政治嗅覺沒能幫助他察覺到，在契科巴瓦文章的字里行間都散發著領袖煙草的甜香味。其他馬爾主義者也沒有覺察到危險性，他們已陶醉在即將來臨的被尊奉為神的日子里了，習慣地、帶有挑釁性地，并毫不猶豫地向對‘新學說’的任何懷疑和批評給予斷然反擊?！?BR>　　契科巴瓦遭到了圍攻。一大批學者對他展開了嚴厲抨擊。支持他的人屈指可數，其中一位是后來成為院士、但在當時還是無名小卒的莫斯科大學語言學副博士謝列勃林尼科夫，他差一點被開除；還有一位是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烏克蘭學者布拉霍夫斯基，但他發表文章后卻一直驚恐不安，疑心自己站錯了立場。這種局面持續到6月20日，語言學的“偉大泰斗”誕生——斯大林的《關于語言學中的馬克思主義》發表。
　　大討論結束了。
　　相關文章源源不斷，但不再有任何支持和捍衛馬爾學說的只字片語，見報的是以麥夏尼諾夫為主要代表的馬爾主義者的懺悔，至少有兩位馬爾的信徒或因迷惘、更可能是因為恐懼而引發了精神病。著名記者、赫魯曉夫的女婿阿朱別依概括說：“失敗者后悔莫及，勝利者洋洋得意?！?BR>　　7月4日，斯大林發表了《論語言學的幾個問題》，8月2日，又發表了《答同志們》。這些文章的結集，就是《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
　　
　　領袖的鐵掌砸爛了馬爾的大棒，一場轟轟烈烈的大批判開始了
　　斯大林的著作為蘇聯語言學界擺脫馬爾主義的教條掃清了道路。他在文中義正辭嚴地指責：
　　在語言學各機構中，無論是在中央還是在其他各加盟共和國，一種與科學和科學工作者極不相稱的制度占據著統治地位。對蘇聯語言學的狀況稍微作一點批評，甚至想對所謂的“語言新學說”做出哪怕是最謹小慎微的批評的表示，都會遭到來自語言學界領導層的迫害和阻撓，因為對馬爾的遺產持批評態度，因為對馬爾學說有點不贊同，許多在語言學界舉足輕重的語言學家和研究人員被撤了職或降了職。而有些語言學家被提拔到很重要的崗位，并不是根據他們的業務水平和工作能力，而是因為他們無條件地認同馬爾的學說……在語言學界，形成了一個封閉的、自視一貫正確的領導集團，它能保證自己不受任何可能的批評，它可以在這一領域為所欲為，恣意橫行。
　　斯大林肯定語言學大討論的意義，“首先是因為它把這種軍警式統治制度揭露出來，并徹底將其打碎”，這是完全正確的。領袖的鐵拳砸爛了馬爾的大棒，但這絲毫沒有改變專制的體制———新的軍警式統治形成了，只是更換了旗手而已。對斯大林思想的更狂熱的崇拜，同樣嚴重地影響了蘇聯語言學的發展?！叭绻愕奈恼轮袥]有提到斯大林的小冊子，你就連一行文字也別想發表”。因此當時的科學工作者都必須按照“斯大林學說的精神”來寫自己的文章和專著。一本著名的《語言學導論》教科書，有一章引錄斯大林的話比自己的論述更多。不僅如此，馬爾的得意門生們也紛紛倒戈，拋棄了自己的導師，開始頌揚和闡釋斯大林的語言學說。蘇聯改組了以馬爾命名的語言與思維研究所，解除了麥夏尼諾夫院士的工作，語言新學說在一系列的會議上遭到批判，一大批人被罷免領導職務、被撤離重要的科研和教學崗位。
　　作者指出，斯大林并沒有給語言學理論作出任何貢獻，他對馬爾學說的批判，只是重復了許多俄國和蘇聯學者早已用各種方式表述過的結論；而他試圖表現自己創造力的一些見解，則是可笑和荒謬的。但以權勢之大，地位之尊，他的話卻成了不容置疑的權威結論，被作為發現和創造而得到了廣泛接受。例如斯大林稱庫爾斯克－奧爾洛夫斯克方言是俄羅斯語言的基礎，這與客觀事實相去甚遠，語言學家甚至弄不明白他是從哪里得來的這一假設。但由于這是斯大林的假設，于是在很多年中，引出了諸多毫無結果的科學猜想。一位善于投機的所謂學者還以驚人的快速度炮制出博士論文，專門證明斯大林的這一“發明”是科學的。就憑這篇論文，他順利地進入了莫斯科，并在蘇聯科學院身居要職。
　　轟轟烈烈的對斯大林的贊頌已遠遠超出了語言學界，變成群眾性的狂熱。所有的人都努力地領會著偉大領袖關于語言問題的論述，其他專業的學者們也迫不及待地用偉大領袖的新理論來武裝自己。在莫斯科大學的生物系，貼出了“用斯大林關于語言學問題的理論觀點來研究馬拉爾的烏鴉種群問題”這類“科學講座”的海報?！墩胬韴蟆烦霭嫔绯霭媪司S諾格拉多夫院士主編的《論斯大林關于語言學問題的著作》，宣告：“用斯大林的天才思想武裝起來的蘇聯語言學，開始沿著新的道路前進。語言學理論研究所和各高等院校語文系科研工作的整個計劃都作了重新安排。重新組建的蘇聯科學院語言學研究所，承擔起了以斯大林的指示為指針，改造蘇聯語言學的方法論基礎和語言學的具體研究課題等重大任務?！碧K聯科學院出版社也出版了文集《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中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篇目包括：
　　亞歷山大羅夫：《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的偉大典范》
　　維諾格拉多夫：《用斯大林關于語言的學說發展蘇聯語言學》
　　尤金：《論斯大林關于語言學的著作對社會科學發展的意義》
　　斯杰潘尼揚：《用斯大林語言學著作的觀點看科學共產主義理論的某些問題》
　　切爾特科夫：《用斯大林論語言學著作的觀點研究辯證法的某些問題》
　　特羅申：《論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對自然科學的作用》
　　等等。文集稱頌斯大林為“創立了先進科學史上史無前例的學說的科學泰斗”，他的著作“完成了語言學的轉折，開創了蘇聯整個科學的新紀元”。作者對這本文集給予了高度評價，因為“無論從哪個角度看，特別是從科學歷史與專制制度特點的聯系的角度來看，每一篇文章都十分有意義”。一切大大小小的馬屁家們或可從中獲得激勵：他們也是有機會名垂青史的———今天的垃圾，可以成為明天的史料。
　　
　　警惕斯大林制度的后遺癥
　　回顧歷史，作者的心情是沉痛的：“我們的科學和知識分子的命運是多種多樣而又錯綜復雜的，是悲劇性和自我矛盾的?？茖W就像一面鏡子，映照出我國各族人民曾陷入的那種危機是多么深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制度本身，是斯大林制度及其遺產。這種危機的后遺癥直到現在我們仍然能感受到?！彼浟俗骷宜柟Z夫在回憶錄中的沉思：
　　我聯想到一種最毒、最難以制伏的莠草———飛廉草，無論你鋤刨得多么深，無論你怎么用力踩踏，無論怎么折毀它的莖桿，只要它的根還活著，一切都是徒勞的。同樣，我們在揭露出斯大林的個人崇拜時，形象地說，只是在日常生活的土壤上除掉了禍害的莖桿，它的根仍然還活著，并會不斷生長。這就使得它們在后來的勃列日涅夫時期還能夠再次復發，再次猖獗。
　　是的，人類歷史中的一切都在驚人地重復著。正因如此，歷史才是值得我們回憶和反思的。正因如此，作者才記錄下了蘇聯語言學史上這沉重的一頁，“無論這一切有多么荒唐，在過去那些令人悲哀的教訓中，除了痛苦以外，還包含有另一番滋味：那就是對未來的期待和希望———期待真正的自由的到來，希望理性終將獲得勝利。正如英明的彼得·恰達耶夫所說：我們無法改變過去，卻可以把握未來”。而“要想把握未來，就必須了解過去”。也正因如此，《世初有道》才值得我們翻譯出版，值得我們鄭重推薦。

　　

　　斯大林以權勢之大，地位之尊，介入語言學爭論，他的話立即成為不容置疑的權威結論，斯大林的著作為蘇聯語言學界擺脫馬爾主義的教條掃清了道路。但對斯大林思想的更狂熱的崇拜，同樣嚴重地影響了蘇聯語言學的發展。

　　
　　尼古拉·雅科夫列維奇·馬爾是一位很有天賦的學者，在歷史考古和具體語言研究領域做出過重要貢獻。但他的“語言新學說”充滿矛盾和臆想，完全經不起推敲和追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