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我的２００６年書單：以共和主義的視角
如果說羅爾斯的《正義論》在哲學層面上對自由主義做出了最強有力、最具影響的闡釋、分析和捍衛的話，佩迪特的《共和主義》就是共和主義思想陣營中的“正義論”。
以共和主義的視角
共和是一種關于和諧社會的理念：人性中均有向公的一面和為私的一面，眾人在自由的狀態下培育、發展并匯集其公心與公德，此一社會便成為一個追求“共同善(common good)”的社會，也就是一個和諧的共和社會。由于“只有在自由國家中才可能有自由”(斯金納)，共和理念的支持者強調“必須保衛國家”，而這里的國家必定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國家：“共和國”。關于共和國的政治哲學，便是共和主義。在2006年，我閱讀了這樣3本關于共和主義或者從共和主義的視角來理解政治的書，愿意推薦給大家。
《共和主義：一種關于自由與政府的理論》，菲利普·佩迪特著，劉訓練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如果說羅爾斯的《正義論》在哲學層面上對自由主義做出了最強有力、最具影響的闡釋、分析和捍衛的話，佩迪特的《共和主義》就是共和主義思想陣營中的“正義論”。這本書對共和主義傳統中的核心概念進行了縝密精微的哲學分析，掃除了堆積在某些關鍵語詞上的厚厚塵埃。如語言哲學家奧斯丁所言，通過“提升我們對語詞的敏感度”，我們可以更敏銳地洞察世間萬象。在政治哲學中，含義最“豐富”、同時也最模糊的語詞恐怕非“自由”莫屬。在這本書里，作者提出并發展了一種作為共和主義之基礎的“自由”概念。他將自由定義為“免受支配的狀態”。如果說“干涉”是具體的暴力，那么“支配”則是一種可能性、一種關系模式。支配者可以選擇是否、如何以及何時何地進行干涉。免受支配，就意味著要擺脫一種從屬地位，真正“當家做主”。
若問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最大的區別在哪里，讀完這本書后，我給出的回答是：自由主義視國家為自由的最大敵人，并圍繞限制和馴服這一“必要的惡”所需的條件來發展其政治、法律和經濟理論；而共和主義則視國家為“必要的善”，是自由的朋友和衛士，并圍繞如何經營、發展和維護國家與自由人之間的共存共榮關系這一核心問題來推演其理論。自由主義的心理特征是“不信任”和“恐懼”，不僅提防國家，也提防他人，因此試圖借助“權利”來保護脆弱的個人；共和主義的心理特征是“信任”和“歸屬感”，信賴同胞，依靠自己作為其中一分子的共和國，來實現公民的共同福祉。那么，共和主義政治哲學如何解釋暴政呢？暴政不僅是暴君、僭主或獨裁者們的過錯，更是國民的過錯。忍受暴政的國民，必定是缺乏團結、互不信任、自私自利、在公共事務上消極被動的國民。畢竟，公職的承擔者是公民的子女，子女的過錯，是父母的失敗。
《共和主義：古典與現代》，任軍鋒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西塞羅、馬基雅維利、美國制憲元勛，這些先輩使西方共和主義傳統得以獲得火種并薪火相傳。但先賢已逝，其學說的文本雖在，語境卻失。要使古典共和思想為當代人所理解，還要依賴一流學者的注解和闡釋。這部文集精選了波考克、龐格爾和曼斯菲爾德等當代學者借助思想史研究還原語境、接續傳統的大作，為我們妥帖地觀察這一傳統提供了窗口。同時收入的清代焦循的“論語通釋”，則秉承“以經解經”的正統學脈，幫助我們理解孔子的“仁恕”之道。要發展(抑或復興？)中國的共和傳統，惟一穩妥的依憑便是孔、孟的學說。有心的學人，或許會從焦循那里得到些方法上的啟示。
《現代社會中的國家與公民———共和主義憲法理論為視角》，劉誠著，法律出版社，2006年9月將共和主義從一種政治哲學轉化為一種憲法理論是一項需要實踐智慧的工作。共和主義傳統所強調的公德、公意和公益似乎都更適宜用教育去培植，用宣傳去鼓動，用行政去實現，而不是用憲法和法律去固定和保障。通過憲法來規定一些基本權利和自由，規定政府在諸多價值體系之間的中立立場，遠比通過憲法來確立和促進“共同善”來得容易。所以我想，自由主義之所以成為“主流”，主要原因不是它在哲思層面上優于其競爭者，而在于它在實踐層面較為可行：一種基于自由主義理念的憲法設計比較容易實現限制專斷權力這一目的?！皯椃ǖ臍w憲法，教育的歸教育”，自由主義政治是一種自我限制的政治，不指望通過政府來實現一切可欲的目標。
《現代社會中的國家與公民》是將共和主義視角引入憲法理論的一次很好的嘗試。它系統梳理了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兩種傳統對于憲法的功能、憲法的目的以及憲政結構中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不同理解。作者正確地強調了共和主義傳統中的這樣一項觀念：公民的自由有賴于一個強大的國家，因此一個共和國必須有能力和手段來保衛自身。國家得以在戰爭和內亂等緊急狀態中免受常規憲法束縛的專斷權是這種能力和手段的必要組成部分。不過，作者提出的“國家處于非常狀態中的專制制度”，為國家的法外治權披上法律的外衣，并忽視了這種應急手段的空、時限度，似乎違背了共和主義的本意。的確，施密特學派所倚重的霍布斯嘗言：“是權威而不是真理創造了法律”，但共和主義傳統毋寧選擇另一種說法：“法律的確有賴于權威，但成為權威的條件，卻是尊重法律?！辈蝗?，以保障公民自由為己任的共和國，不必假手敵人便會毀滅自身。
借用共和主義的鼻祖、古羅馬政治家和法學家西塞羅的一句話來結尾：Legum servi sumus ut liberi esse possimus(“我們成為法律的奴隸，是為了保有自由”)。
共和是一種關于和諧社會的理念：人性中均有向公的一面和為私的一面，眾人在自由的狀態下培育、發展并匯集其公心與公德，此一社會便成為一個追求“共同善(common good)”的社會，也就是一個和諧的共和社會。由于“只有在自由國家中才可能有自由”(斯金納)，共和理念的支持者強調“必須保衛國家”，而這里的國家必定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國家：“共和國”。關于共和國的政治哲學，便是共和主義。在2006年，我閱讀了這樣3本關于共和主義或者從共和主義的視角來理解政治的書，愿意推薦給大家。
《共和主義：一種關于自由與政府的理論》，菲利普·佩迪特著，劉訓練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如果說羅爾斯的《正義論》在哲學層面上對自由主義做出了最強有力、最具影響的闡釋、分析和捍衛的話，佩迪特的《共和主義》就是共和主義思想陣營中的“正義論”。這本書對共和主義傳統中的核心概念進行了縝密精微的哲學分析，掃除了堆積在某些關鍵語詞上的厚厚塵埃。如語言哲學家奧斯丁所言，通過“提升我們對語詞的敏感度”，我們可以更敏銳地洞察世間萬象。在政治哲學中，含義最“豐富”、同時也最模糊的語詞恐怕非“自由”莫屬。在這本書里，作者提出并發展了一種作為共和主義之基礎的“自由”概念。他將自由定義為“免受支配的狀態”。如果說“干涉”是具體的暴力，那么“支配”則是一種可能性、一種關系模式。支配者可以選擇是否、如何以及何時何地進行干涉。免受支配，就意味著要擺脫一種從屬地位，真正“當家做主”。
若問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最大的區別在哪里，讀完這本書后，我給出的回答是：自由主義視國家為自由的最大敵人，并圍繞限制和馴服這一“必要的惡”所需的條件來發展其政治、法律和經濟理論；而共和主義則視國家為“必要的善”，是自由的朋友和衛士，并圍繞如何經營、發展和維護國家與自由人之間的共存共榮關系這一核心問題來推演其理論。自由主義的心理特征是“不信任”和“恐懼”，不僅提防國家，也提防他人，因此試圖借助“權利”來保護脆弱的個人；共和主義的心理特征是“信任”和“歸屬感”，信賴同胞，依靠自己作為其中一分子的共和國，來實現公民的共同福祉。那么，共和主義政治哲學如何解釋暴政呢？暴政不僅是暴君、僭主或獨裁者們的過錯，更是國民的過錯。忍受暴政的國民，必定是缺乏團結、互不信任、自私自利、在公共事務上消極被動的國民。畢竟，公職的承擔者是公民的子女，子女的過錯，是父母的失敗。
《共和主義：古典與現代》，任軍鋒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西塞羅、馬基雅維利、美國制憲元勛，這些先輩使西方共和主義傳統得以獲得火種并薪火相傳。但先賢已逝，其學說的文本雖在，語境卻失。要使古典共和思想為當代人所理解，還要依賴一流學者的注解和闡釋。這部文集精選了波考克、龐格爾和曼斯菲爾德等當代學者借助思想史研究還原語境、接續傳統的大作，為我們妥帖地觀察這一傳統提供了窗口。同時收入的清代焦循的“論語通釋”，則秉承“以經解經”的正統學脈，幫助我們理解孔子的“仁恕”之道。要發展(抑或復興？)中國的共和傳統，惟一穩妥的依憑便是孔、孟的學說。有心的學人，或許會從焦循那里得到些方法上的啟示。
《現代社會中的國家與公民———共和主義憲法理論為視角》，劉誠著，法律出版社，2006年9月將共和主義從一種政治哲學轉化為一種憲法理論是一項需要實踐智慧的工作。共和主義傳統所強調的公德、公意和公益似乎都更適宜用教育去培植，用宣傳去鼓動，用行政去實現，而不是用憲法和法律去固定和保障。通過憲法來規定一些基本權利和自由，規定政府在諸多價值體系之間的中立立場，遠比通過憲法來確立和促進“共同善”來得容易。所以我想，自由主義之所以成為“主流”，主要原因不是它在哲思層面上優于其競爭者，而在于它在實踐層面較為可行：一種基于自由主義理念的憲法設計比較容易實現限制專斷權力這一目的?！皯椃ǖ臍w憲法，教育的歸教育”，自由主義政治是一種自我限制的政治，不指望通過政府來實現一切可欲的目標。
《現代社會中的國家與公民》是將共和主義視角引入憲法理論的一次很好的嘗試。它系統梳理了共和主義與自由主義兩種傳統對于憲法的功能、憲法的目的以及憲政結構中國家與公民之間關系的不同理解。作者正確地強調了共和主義傳統中的這樣一項觀念：公民的自由有賴于一個強大的國家，因此一個共和國必須有能力和手段來保衛自身。國家得以在戰爭和內亂等緊急狀態中免受常規憲法束縛的專斷權是這種能力和手段的必要組成部分。不過，作者提出的“國家處于非常狀態中的專制制度”，為國家的法外治權披上法律的外衣，并忽視了這種應急手段的空、時限度，似乎違背了共和主義的本意。的確，施密特學派所倚重的霍布斯嘗言：“是權威而不是真理創造了法律”，但共和主義傳統毋寧選擇另一種說法：“法律的確有賴于權威，但成為權威的條件，卻是尊重法律?！辈蝗?，以保障公民自由為己任的共和國，不必假手敵人便會毀滅自身。
借用共和主義的鼻祖、古羅馬政治家和法學家西塞羅的一句話來結尾：Legum servi sumus ut liberi esse possimus(“我們成為法律的奴隸，是為了保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