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影響比較大的幾本社會學和人類學書籍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學者包特

眾所周知，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經濟學常常以把自身的框架套用到其他學科，然后對該學科的知識進行顛覆性解釋而著稱，這種傾向又被稱為“經濟學帝國主義”。但在經濟學內，行為經濟學是比較喜歡借鑒或援引來自其他學科的智慧幫助提高經濟學自身的框架完整性和解釋力的。以我有限的觀察來看，相比其他領域的經濟學者，行為經濟學的同行通常愛好更為廣泛，且喜歡閱讀不同學科的書籍，似乎也可以證明這一點。這里聊一聊我求學時代讀過的幾本社會學和人類學書籍，以及它們對我后來產生的影響。

愛米爾·涂爾干：《自殺論》

在社會學里，涂爾干常常和卡爾·馬克思以及馬克斯·韋伯并稱為社會學三大奠基人。在我上大學的時候，正是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非常流行的年代。當然，韋伯那本書當時的流行雖然和它本身的科學貢獻有關，但更多是來自于隨著中國入世，市場經濟開始發展，人們對于韋伯書里描寫的“勤儉節約發展經濟”的新教倫理有一種迫不及待的了解欲望。從實證方法的復雜性和機制討論的深度，我個人認為《自殺論》更勝一籌。

但實際上，無論是韋伯的書，還是涂爾干的書，它們在學界之所以享有盛譽，主要還是因為它們開創了社會科學的實證方法論。用現代經濟學或者說社會科學的術語來說，二者都是把新教和天主教在歐洲各個國家流行程度不同，以及彼此的相互競爭看成一個大型的、可以用來檢驗二者對社會發展和個體行為影響的“自然實驗”。不同之處只是在于，韋伯從宏觀經濟績效角度出發，得出了新教的節儉奮斗文化，以及認為按照這種風格行事的人更有可能獲得來自上帝的“福報”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