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罪認罰從寬”再探討

2020年，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檢察機關適用率達到86.8%。 （ICphoto/圖）

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考出了新成績。2020年，這一制度的檢察機關適用率達到86.8%，量刑建議采納率已增長到94.9%。

2021年1月11日閉幕的第十五次全國檢察工作會議，披露了上述數字。認罪認罰從寬制度2016年開始在京津滬等18個城市試點，2018年被寫進刑事訴訟法，在支持者看來，“認罪認罰”節約了司法資源，實現繁簡分流，且在對抗型控辯關系之外又增加了協商型。

效率提升了，公正如何更有保障？一些學者與律師難掩擔心。不久前，在北京舉行的第九屆“刑辯十人”論壇上，數名律師輪番對實踐痛點“吐槽”，有的“認罪認罰”被單方面撤回，有的不被允許做無罪辯護。在論壇現場的最高檢、最高法人士坦言“如坐針氈”“像過山車一樣”。

“盡管頂層設計時對制度所涉及的問題有過仔細考量，反復權衡，但是目前制度適用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在我看來是始料不及的?！眳⑴c制度設計的一名最高法法官表示。

2020年10月15日，就檢察機關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情況，最高檢檢察長張軍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報告，他也指出，工作中還存在不少問題和困難，包括制度適用不平衡、該抗不抗、不該抗而抗、不同檢察官對量刑標準把握和理解不同等。

張軍表示，今后要狠抓準確規范適用，不斷提高辦理認罪認罰案件質量與效果，“堅持依法該用盡用”。

“被催促”

重慶是18個探索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試點城市之一。該市九龍坡區是城鄉接合部，歷來刑案高發。

九龍坡區檢察院檢察官張永說，2020年，她一共辦理案件八十多件，認罪認罰適用率超過80%，“若不是疫情影響，正常年份，經我辦理的案件在150件左右?！?/p>

張永對2020年經手的案件進行了分類。她發現，危險駕駛、販毒類的案件，認罪認罰適用率比較高；涉嫌經濟犯罪類的案件，只要對罪名有異議的，當事人一般很少認罰；而職務犯罪類案件，適用率也不高。

通俗來說，如果某起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須簽署具結書，而在場見證并在具結書上簽字的，應當是其辯護人，沒有辯護人的，也可以是值班律師。

但現實情況是，在有的地區，值班律師介入案件的程度并不深。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到，這背后，除了值班律師人數少、沒精力詳細閱卷等原因之外，與部分檢察院“案多人少”也有關系。

蒲世玉（化名）是四川一家檢察院的員額檢察官。他所在的檢察院，一周通知值班律師到場做認罪認罰手續的，只有兩個半天時間。而每次可能有十多個案件要集中處理，其實沒有時間去充分協商。

用他的話來說，對當事人特別是律師而言，基本都是在一種“被動”和“被催促”的情況下完成的。

南方周末記者從多個檢察院了解到，